也就在此间，为了整理宁冈、永新两县所作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携贺子珍来到茅坪东去约七里的一座明代古庵——象山庵。

　　原来，贺子珍不仅貌美，而且内秀，写得一手娟秀端正的好字，就被选为前委秘书。

　　毛泽东整理，贺子珍誊写，忙乎了好几天，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厚毛边纸的调查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平生最为珍惜、称之为比丢掉任何东西都痛心的《井冈山调查》。

　　在几天的接触中，毛泽东发现贺子珍工作时风风火火，泼辣干练，闲暇时谈吐优雅，温柔贤淑。而贺子珍则发现毛泽东学识极为渊博，有常人难有的英豪之气。

　　一天，贺子珍呆呆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发现了，就问道：“你看什么？”

　　贺子珍答道：“你头发又黑又长，向两边分开，像一头狮子，看了让人觉得害怕。”

　　毛泽东哈哈笑了起来，说道：“哦，你还是第一位这样说我的。”

　　贺子珍又说道：“但我不怕你！”

　　毛泽东又是笑道：“那是为什么？”

　　贺子珍没有回答，因为她自己也回答不了，就答道：“我就是不怕。”

　　闲暇之余，贺子珍会上山捡松菇采野蕨，下田里抓泥鳅，以改善伙食。贺子珍发现，毛泽东对食物有一种天然的爱好，不仅吃得津津有味，而且吃得一干二净，就对他说道：“你不是个过日子的好男人，谁嫁给你一定要吃苦。”

　　毛泽东听了又是好奇，问道：“这又是为什么？”

　　贺子珍答道：“你是属于家里大事小事都不管，桌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之人。按照我们这里的习惯，都要留一些菜等下顿再吃的。”

　　听到这，毛泽东脸色一凝，说道：“你这是说对了，我不是个好儿子，不是个好兄长，不是个好丈夫，不是个好父亲，我很惭愧哦。”

　　贺子珍趁机问道：“你夫人是个很好的人吧？”

　　毛泽东脸上立即浮出笑容来，说道：“他是我恩师的女儿，聪明贤惠，善解人意，她也是一名党员，现在在家带着三个伢子。我出来已经有半年了，音信全无，真难为她了！”

　　贺子珍立即说道：“所以我说得没错，谁嫁给你一定要吃苦。”

　　毛泽东拿起一根烟，点上，深深吸上一口，久久沉默着。

　　贺子珍知道，他想家了。

　　6.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再说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回苏联参加联共十五大。在关于中国的专题会议上，罗米那兹兴致勃勃地讲他在中国的“成就”——《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猛烈批评。

　　米夫，乌克兰人，犹太籍。一九二五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的他被任命为副校长，主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

　　一九二七年二月，米夫率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到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访问，四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苏联后，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追随托洛茨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后，米夫升任校长。

　　此时，米夫比较年轻，经验也不足，需要自己身旁有一个小山头——宗派主义，恰好从中国带来任教的陈绍禹就成为他重要助手。

　　罗米那兹关于中国不断革命的观点，虽然在联共会议上受到批评，但在共产国际内却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罗米那兹明确表示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并把自己的观点加以整理，写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文发表，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作为联共和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布哈林也加入这场争论，与米夫一起著文批评罗米那兹的观点。

　　此时来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的湖北工人代表向忠发、上海工人代表李震瀛也在莫斯科。

　　向忠发没有多少文化——小学还未毕业，但是此人有一个好处，喜欢看报纸，喜欢看中央文件，遇到好的句子就摘抄在笔记本上。他竟然也加入这次争论，并且还给斯大林写了两封水平很高的信，信中写道：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多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统统都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

　　——原来，向忠发是抄袭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案内容。

　　斯大林一看，工人代表中竟然还有理论水平如此高之人，而且与自己的想法很靠近，不觉对他另眼相看。

　　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至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召开，中国问题成为会议的重要问题之一。

　　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向总发在报告中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的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共产党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一，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二，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

　　这时，向忠发将报告稿放下，脱稿说道：“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

　　向忠发侃侃而谈之时，斯大林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正当斯大林听完翻译后要鼓掌时，向忠发露出他的金牙，以十分自信的口吻说道：“然而，我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

　　这个时候，向忠发停顿了一下，等翻译翻译完他的话后，他才继续道：“但不要大张旗鼓！”

　　当向忠发向与会人员鞠躬之时，掌声雷动。

　　最终，由罗米那兹引发的这场争论以向忠发、李震瀛和布哈林起草的、斯大林同意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被大会通过，决议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已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罗米那兹关于中国革命是“不间断的革命”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全国还未出现革命运动新高潮。

　　决议案还对由斯大林批准发动的广州起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对国际代表诺伊曼在广州起义时的具体指导却提出了批评。

　　周恩来从香港回来之后，恰好收到了共产国际发来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央为此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周恩来虽然担心革命低潮说法会影响各地革命热情，但仍接受了此决议案，并对去年十一月由罗米那兹主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决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开完会后，瞿秋白回到家中，神色有些忧虑，杨之华就问怎么。瞿秋白答道：“共产国际对去年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及广州起义都有结论了，否定了十一月扩大会形成的决议，肯定了广州起义的积极意义。”

　　杨之华见丈夫郁郁不欢，就问道：“就这些？”

　　瞿秋白答道：“我们随后的工作都是按照扩大会议的决议进行安排的，不仅在广州、长沙、武汉、上海、天津等城市发动工人暴动，而且也发动各省农民暴动。现在叫停，恐怕有些来不及了。”

　　杨之华安慰道：“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瞿秋白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虽然中央已经做出了叫停军事盲动的决议，但是决议要传达到各省各地，还有个时间差。另外，还有个当地负责人是否执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