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孙传芳，甚至令冈村宁次永远都想不到的是，吴佩孚部会如此不堪一击。等他们缓过神来时，吴佩孚已经跑到鸡公山，想当鸡公山寨主了。

　　为防后院起火，抢了奉系苏皖地盘的孙传芳向张作霖殷殷表示：“今赤焰枭张，势将燎原，愿追随公之左右，共挽颓局。”

　　恰此间，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靳云鹏在奉系军事会议上也规劝张作霖，说：“党军既以北伐为名，其势必不止于长江，彼方行步步为营之策，得湘､鄂即窥豫赣，得长江安能保其不窥河北？为今之计，必联孙制蒋，以保江北平安。”恰此时，山东张宗昌也在侧，经靳劝说后表示：“孙馨远（孙传芳）若能断然出兵打蒋介石，山东有一兵一卒走入江苏，算我姓张的不够朋友！”

　　张作霖遂复电孙传芳，表示：“弟但知大局为重，往日微嫌小隙，早付东流｡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

　　孙传芳复电：“传芳诚意与奉鲁合作，此心可表天日！”

　　有了奉张作霖、鲁张宗昌的保证之后，自八月十七日，苏皖浙部队纷纷入赣，合计已近十万人。

　　孙传芳将部队编成五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由原江西军队组成，司令邓如琢，分布在樟树、新淦、南昌；第二方面军司令郑俊彦部，在萍乡一线南浔线南段集中；第三方面军司令卢香亭，目前正在南浔线中段集结；第五方面军司令陈调元部驻守武穴、富池口；第四方面军由福建周荫人担任司令，作战方向在福建。

　　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卢香亭的第二师，约二万人；谢鸿勋第四师，约一万二千人；郑俊彦第十师，约八千人。

　　孙传芳任命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指挥各路军作战。

　　蒋介石之所以要发动江西之战，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在湘、鄂之战中，蒋嫡系无寸功，唐生智傲慢无礼，令蒋对唐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蒋日记中说：“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

　　其二，是对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的猜忌，蒋在其日记中表露心迹：“得粤电，知后方有迎汪之谋，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图，以为倒蒋之伏线｡”

　　政治上汪精卫可以取代蒋介石，军事上唐生智可以取代蒋介石，这是让蒋氏焦虑不安的根本原因。

　　原来，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就认识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性质；整理党务案后，鲍罗廷就更下决心要打倒蒋介石。但作为成熟的政治家，鲍罗廷对蒋反而表现得更加妥协，更加支持。

　　蒋介石是一只滑溜的泥鳅，对环境微小的变化极为敏感。

　　很显然，鲍罗廷与蒋介石的交往中感受出蒋的性格，因此要抓泥鳅就不能用力抓，而是轻轻地托之于手掌中。

　　进入八月，在鲍罗廷看来，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是可以肯定的，但在政治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鲍罗廷认为中国的革命的基础问题，一为农民问题，二为实业问题，土地问题又是革命最根本问题，这种客观上打击军阀，主观上牺牲工农利益的蒋氏北伐，在政治上是注定要失败的。鲍罗廷因此信心满满地说道：“我们期待着汪精卫在蒋介石失败后回来。”

　　鲍罗廷能够想到的东西，能够想得到的办法，蒋介石也考虑到了。蒋介石不怕左派，因为蒋介石深深地知道，国民党根本不存在左派。蒋介石真正害怕的是党内资历、地位比自己高的胡汉民、汪精卫。因此，蒋介石在北伐军中分发一种小册子，册中引用孙氏平日闲谈，对汪、胡二人评批，“一则曰：精卫做事常多拖泥带水，不能彻底，故他只能长做和事佬。二则曰：展堂个性倔强固执，故对事多有不够豁达之嫌。”

　　戴季陶见此太露骨，太有失风格了，劝蒋介石将此册子收回。蒋介石不听其劝，执意行之。

　　蒋介石的方法虽然拙劣，效果却是上佳。这实在是西式民主精华——攻击政治对手人格缺陷的惯常伎俩。中国几千年的温良恭俭让君子品格，一夜间就被蒋介石丢到茅坑里了。

　　正因此，蒋介石急需另辟战场，亲督江西之战，以建功勋，以巩固自己在党中、军中的地位。

　　北伐军分三路攻赣：

　　中路军在赣西，由朱培德第三军第七、八、九师和鲁涤平第二军第四、六两个师组成，朱培德任总指挥，从醴陵出发，直指南昌，这路兵力共约两万多人，是兵力最雄厚的一路；

　　南路军在赣南，由第二军第五师和第五军的四十六团组成，鲁涤平任总指挥，从广东南雄出发，会合赖世璜部攻赣州、吉安，直趋南昌；

　　北路军在赣西北，由程潜的第六军第十七、十九师和第一军第一师组成，程潜任总指挥，从湖北咸宁、崇阳进赣西北的修水、铜鼓，直捣德安，计划打通南浔之路，控制九江、通城。

　　其中，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黄埔嫡系第一军由副军长王柏龄率第一师孙元良、胡宗南、薛岳三个团，约五千人参战。

　　孙元良，原籍浙江绍兴，其父六十七岁得子。在读北大预科班时，经李大钊推荐，入黄埔一期，与关麟征、陈赓、杜聿明、侯镜如等人一同被编在学生三队一区队。孙元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颇得蒋介石喜欢。

　　江西之战，蒋介石绝不允许成果再落入旁人手中，因此任命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为攻赣军总司令。蒋又任命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率谭曙卿、张贞等数师，从广东进入福建，牵制江西。

　　孙军谢鸿勋师､杨镇东旅入赣后，即向赣西北的武宁､修水一带进军，其目的在于进扰浏阳､平江､通城等地，威胁国民革命军的侧背。

　　这一部署让蒋介石下定决心对赣发起先发制人攻击，命令九月五日发起联合攻击。

　　由于安源工人在北伐军进攻前一天夜晚，火烧赣西镇守使衙门，吓得唐福山、周凤岐带着本部人马连夜逃走。赣军赖世璜暗附革命军，作为内应，率师连夜潜行，袭击信丰、赣州，守军杨如轩、杨池生猝不及防，连夜逃遁。因此二路北伐军进展都极为顺利，一路势如破竹，南路军攻占吉安，中路军攻占新余，逼近南昌。

　　在赣西北，程潜率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分别从鄂南通城和湘东浏阳，向修水、铜鼓展开攻势。克复修水后，北伐军进攻铜鼓城。

　　铜鼓城守军是杨震东旅，约一千余人，想弃城，可又担心孙传芳怪罪，只好向卢香亭求援，等来向修水靠拢命令时，已被北伐军包围。

　　程潜采取围三阕一之策，由于一师攻城不力，首日不能攻克。次日，程潜亲自到一师督战，王柏龄不得已派薛岳冲城。薛岳乃粤军出身，不属于黄埔系，督兵猛攻，遂克复铜鼓城。

　　这一战让黄埔系党军将士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为党国效忠。

　　由于孙军主力正在樟树布防，与北伐军第二､第三军相持，南昌城内只有邓如琢的骑兵团和少数警察部队，不过六百人左右，因此，程潜听从总参议杨杰的建议，决定变更原定攻击德安和涂家埠的计划，命令第十九师等部星夜兼程前进，抢先占领南昌。

　　九月十九日，第十九师便衣队二百余人潜入南昌城内，在工人、学生和省长公署警备队的响应下，向邓如琢的骑兵团发动攻击｡同时，五十六团张轸部爆破惠民门，进入市区｡南昌警备司令刘焕臣、省长李定魁闻讯后越墙逃跑｡

　　南昌既克，程潜在凯歌齐奏中率部入城，受到市民热烈欢迎｡

　　按原计划，当第十九师奇袭南昌之际，王柏龄所率第一师应向城西南浔铁路上的牛行车站，夺取该站，向北警戒；第十七师应向城南靠近赣江西岸的生米街急进，并由该处渡江，向南警戒｡但直至二十日晚，第一师仅有两营到达｡

　　二十一日晨，孙传芳乘江新轮赴赣｡在船上，他对随军记者发表谈话，说：“予此次出师，抱定三爱主义，爱国、爱民、爱敌｡大局定后，即以三爱主义为我党之党纲｡”孙传芳一身元帅装扮，留着浓密的八字胡，手持宝剑，那模样颇有孙大元帅当年风采。

　　这一日，第一军第一师进攻牛行站，守军为维持交通线，且听孙大帅已经莅临前线，军心振奋，顽强抵抗｡第一师少了共产党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后，贪生畏死，几乎无法支持，靠了第六军的支援，至次日才逐渐得手。

　　孙传芳一到九江，立即令以优势的兵力､火力向南昌城反扑｡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撤离南昌｡此时，一军副军长王柏龄及一军党代表缪斌不知去向，一军顿陷群龙无首状态。二十三日晨，第十九师在万河一带被邓如琢部包围｡经苦战，于次日突围，渡过赣江｡程潜因失去部队掩护，只好疏散随员，剃须化装，靠了江西老俵的领路，才得以摆脱敌人｡

　　事后，白崇禧笑慰程潜：“颂公此次遭遇实乃曹孟德潼关遇马超是也！”程潜羞愧地答道：“惭愧！惭愧！”

　　孙军进入南昌城时，王柏龄还在青楼厮混，出来时才发现南昌城已被孙军接防，乔装打扮才逃出南昌城。

　　作为蒋介石同学，王柏龄在黄埔军校时就爱吃喝嫖赌抽，黄埔校风就是被此人带坏的。

　　蒋介石一怒之下，将王柏龄卸职，令副师长王俊代师长之职。

　　邓如琢军入城后，全城捕杀学生及革命群众。

　　蒋介石亲临江西督战，第一军第二师也随其入赣作战。蒋介石抵达宜春后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以收复南昌为唯一任务，要求第一、二、三军必须在最短时期努力冲锋，以竟全功。

　　总司令部指令李宗仁率第七军由鄂东南的兴国乘虚猛攻九江，断敌归路，并设法与程潜第六军取得联系。

　　二十三日，李宗仁突然接到北伐中路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和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发来的急电，告知孙军海军已溯江西上，将在黄石港登陆，占领大冶，欲解武昌之围，令第七军即日回师大冶，防堵沿江西上的孙军，以确保武昌围城的胜利。

　　此时，李部已进入赣境后，由于去长治与去九江路途相等，与其劳师费时折返救援，不如围魏救赵，李宗仁决定继续东进。由于无线设备坏了，与六军联系不上｡李宗仁感到，如继续向九江东进，将处于敌重重包围中｡他决定改变战略，舍弃九江，移师南向｡

　　不经意间，桂军成了游击军。

　　翻过一座大山之后，在武宁县北箬溪，第七军见孙军精锐谢鸿勋部在此设防，遂于次日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战事胶着。此时，桂军一旅自左翼隐蔽地带向敌军右翼作大迂回，全旅如一只铁臂，以疾风暴雨的姿态，突然向敌后发起攻击。此战，击溃谢部，俘虏孙军官兵二千余名。谢鸿勋重伤后被俘，但无人认识，被他的卫士偷偷抬走，侥幸逃脱，终因伤重，治疗无效，不久死于上海。

　　率领全旅迂回作战的正是旅长李明瑞。

　　清查掳获的文件时，第七军才知道敌情，李宗仁决定率军迅速插入德安境内，切断南昌到九江的南浔线。

　　二十九日，孙军第二方面军郑俊彦部一万余人挟南昌战胜余威，向第三军阵地进攻｡朱培德以第七师王均部任正面防御，以第八师朱世贵部迂回敌后，攻击侧背，并以预备队第九师作为增援力量，激战至十月二日，占领万寿宫｡江西总司令邓如琢由于近在樟树，坐视不救，被孙传芳撤职，以郑俊彦继任。

　　就在十月二日，李宗仁第七军急进至德安。

　　德安位于南浔路中心，东滨鄱阳湖，城南有九仙岭、金鸡山拱卫，城西北有一道岗峦可资防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由于箬溪新败，孙军加固了工事，配有铁甲车数辆，载野炮十余尊，往来穿梭，布防十分严密。

　　德安守敌为孙传芳精锐部队卢香亭、李俊义部的四个旅，由于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卢香亭亲自督战。

　　令卢香亭想不到的是，桂军作战势若猛虎，极为勇敢。孙军使用山炮、野炮、机关枪等各种武器，居高临下，向进攻部队猛烈射击，枪声密集，炮火猛烈，七军将士冒着猛烈的炮火，无一退缩。从三日拂晓时，双方杀得难解难分，无片刻停息。到下午时，第七军官兵伤亡已达二千余人，第九团团长陆受祺阵亡，全团打得仅剩团副、连长、排长各一人。但是，第七军官兵前赴后继，攻势不减。

　　下午六时，左翼的陶钧团在与孙军数次肉搏后，冲破敌右翼，占据了南浔铁路桥，并迅速扩张战果，自铁桥南下，向孙军纵深阵地冲击，孙军阵线大乱。李宗仁立即指挥所部再次向正面之敌发起猛攻，孙军终于顶不住了，弃阵而逃。

　　此一战，是第七军北伐以来战斗最激烈、死伤最大的一役。

　　孙传芳急忙抽调南昌、九江和已进入鄂东南的军队反攻德安。

　　鉴于敌众我寡，又是孤军深入，第七军处境险恶，李宗仁于五日晚果断决定撤离德安，摆脱孙军追击，返回箬溪休整。由于连日苦战，将士已极度疲乏，兵员也仅存七千余人。且由于后勤无法跟上，全军因缺粮而吃粥一星期，十月的天气里，战士仍是单衣。箬溪乃是一个仅有二三百户人家的小镇，无法获得给养。当得知三十里外的王家铺驻有陈调元部两混成旅及一个骑兵团时，李宗仁决计袭击之。

　　十月十二日，拂晓，第七军在王家铺与孙军接火。孙军占据有利地形顽抗，第七军官兵勇猛冲锋，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李宗仁亲赴前线视察，根据敌阵地形特点，制定了中央突破、两侧反扑的有效战术。战至下午五时，孙军左翼已溃散，右翼仍在顽抗。这时，第一军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率两团人马赶来支援，从孙军侧背攻击。两军前后夹击，血战到傍晚，终于将孙军击败，残敌向瑞昌逃去。这一战，双方伤亡惨重，第七军伤亡两千余人，团长吕演新牺牲。

　　李宗仁第七军入赣后三战三捷，敌军将领陈调元送之“钢军”之号。

　　由于第七军､第三军连传捷报，蒋介石估计歼灭孙军约过半数，便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二攻南昌｡

　　城内守军有五六千人，为使北伐军在城外失去进攻屏障，守军在城外纵火，延烧了两天，致使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外不少繁华地区成为焦土，滕王阁正是在这次大火中被毁｡

　　始建于唐永徽年间的滕王阁，乃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文人墨客多会于此，以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第二军是由建国湘军改编而来，谭延闿任军长，由副军长鲁涤平指挥。此时共产党员李富春担任二军党代表，萧劲光担任二军六师党代表。

　　十二日晨，北伐军各师同时开始攻击，第六师各团并组成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奋勇队架梯登城。守军凭借城防固守，进攻受挫｡

　　南昌城垣坚固，白崇禧反对围城硬攻，但蒋介石求胜心切，亲往北门第一军第二师阵地，没胆白天扑城，遂决定夜十二时爬城｡

　　当夜，第二师第六团正在城下作攻城准备之际，敌军敢死队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袭击攻城部队｡时值黑夜，不辨虚实，第六团秩序大乱｡蒋介石惊慌失措，紧紧抓住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怎么办？”

　　白崇禧气定神闲地说道：“我早已在赣江上游搭了两座浮桥，可下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由浮桥渡江，退往西岸。”

　　蒋介石大喜，赞道：“先生料事如神，真乃孔明再生也！”

　　此时，孙军大呼抓拿蒋介石，蒋惊慌而逃，终夜奔走，未遑宁息。混战中，第二师第五团团长文志文等阵亡，部队及装备受到很大损失｡

　　遭此失败，蒋介石自责道：“此战皆因余之疏忽鲁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白崇禧劝道：“胜败乃败家常事，公切不可自责，损了军威。”

　　经此败，蒋介石通知各军暂取守势，同时，决定调在两湖战场上屡建功勋的第四军及湘军贺耀组的独立第二师来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