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战争，直系孙传芳崛起，组织了苏、浙、 闽、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坐镇东南，意欲扫清长江奉系。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一九二五年二月底，李大钊在徐谦的陪同下，乘火车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受到时任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的热情欢迎。一番寒暄后，李大钊表明了来意，原来李大钊是受苏联大使馆之托，前来商谈苏俄军援国民军事宜。

　　此后，在李大钊的安排下，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和驻华武官格克尔于四月二十一日来张家口访问，达成了对国民军军援具体项目的协议。

　　五月初，一个三十多人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来到张家口，同时送来了军援。冯玉祥的国民军正是在苏俄的扶植之下，也崛起为一支强大力量，与奉系张作霖明争暗斗。

　　兵败之后，吴佩孚无所寄身，最终还是湖南赵恒惕接纳了他，让他住在岳州，因此吴佩孚欠赵恒惕一笔人情。后受湖北萧耀南邀请，吴佩孚东山再起，挂起讨贼联军旗帜，自任总司令，先讨冯玉祥，再讨张作霖。此时，蒋百里、章太炎都在吴之帐下，分任总参谋、总参议。孙传芳、萧耀南一改当初不接纳吴的态度，纷表愿执鞭追随之意。

　　吴佩孚东山再起后，分两路出击：一路以靳云鹗为主将，由陇海路东进；一路以寇英杰为主将，由平汉路北进经豫入直隶，先削除奉张的两翼，一翼是山东督办张宗昌，一翼是直隶督办李景林。

　　与此同时，孙传芳亦率五省联军向奉系张作霖部出击。

　　就在这时，倒戈将军冯玉祥暗中怂恿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

　　郭松龄是张作霖部下，与张学良亦师亦友关系。第二次奉直战前，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四人义结金兰，四人向张作霖表示，此次入关打一场好仗，只许赢，不许输，请张给他们充足的粮饷弹药；四人且强调击败直军后，不抢地盘，不做督军。这四人变成了奉军中新起的四大金刚。

　　奉军入关，直系垮台后，与冯玉祥划分势力范围时，张作霖得到江苏、安徽、山东、直隶四省，于是让李景林督直、张宗昌督鲁，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

　　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京榆驻军司令部的司令，郭松龄任副司令。张作霖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占领南方各省，郭松龄则提出要退出关外，保境安民，但建议却未被张作霖采纳。

　　杨宇霆乃军师之才，并非将才，受任苏督。郭松龄对此安排极为不满，对左右说：“真是可笑，摇鹅毛扇的军师跑到第一线去挡头阵，简直不知这是什么安排。”

　　不久，浙江督军孙传芳组织了五省联军向奉军进攻，杨宇霆、姜登选不战而逃，失去江苏、安徽两省。山东张宗昌祭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之口号，倒向吴佩孚以求自保。

　　张宗昌在山东公然唱出拥吴论，天津李景林也亦步亦趋。

　　张作霖四面楚歌之时，郭松龄和冯玉祥签订密约，冯支持郭回师关外，驱逐张作霖，做东北第一人。郭松龄在密约中加一条 “直隶、热河请划归李景林”，不与李景林知会，就擅自将李拉入反奉阵营。郭松龄的画蛇添足不仅导致冯军与李景林争夺直隶，而且也导致冯军不能支援郭军。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下旬，手握奉系重兵的郭松龄通电反张，杀出关外，抵达巨流河，距沈阳仅十余里。最终，郭松龄功亏一篑，夫妻二人被抓后被就地枪决。

　　郭松龄兵变的直接后果，使奉军元气大伤，也使张作霖对奉军内部的改革陷于停顿。奉军的没落，便敲响了北洋时代的丧钟。

　　更为要命的是，郭松龄兵变、李景林摇摆、张宗昌变节，这意味着以张学良为核心的新四大金刚势力的破产，这些都为大帅向少帅权力转移蒙上了阴影，也为日后张学良无法像其父亲一样完全掌控东北官员埋下了伏笔。

　　此间，冯玉祥的国民军攻打李景林部，攻占北京、直隶。

　　就在此间，段祺瑞灵魂级谋士徐树铮四处活动，欲联络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冯玉祥。冯玉祥命张之江在徐树铮乘火车离京经廊坊时将其劫持并枪杀，以报当初徐枪杀冯玉祥舅父陆建章之仇。

　　作为段祺瑞的灵魂谋士，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海内汹汹，皆集矢于徐，段之英名，被毁其半。

　　正因此，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与倒戈将军冯玉祥都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杀之而后快。

　　为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天津李景林与山东张宗昌结成直鲁联军。

　　一时间，冯玉祥的国民军成为众矢之的，在此情况下，冯玉祥主动下野以避风头。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冯玉祥辞职下野，以张之江代理国民军总司令。

　　正是因为北方军阀间内讧不断，因此，二次东征后人望达到顶峰的蒋介石喊着要北伐，以巩固自己的军事地位。

　　孙中山北伐始终受限于桂系军阀。如今，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已经统一了广西，且加入国民革命军。广西问题解决，两广统一，北伐更有了基础。

　　然而，湖南是南北必争之地，民风彪悍，谁碰谁就要触霉头，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最大障碍之一，因为湖南赵恒惕提倡的是省自治，不参与南北之争。

　　一个刺头出现，打破了一切。

　　赵恒惕主湘期间，湘军编成了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铡，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叶开鑫部驻沅陵，兼湘西善后督办；唐生智部驻衡阳，兼湘南善后督办。

　　唐生智，湖南东安县人，在谭人凤影响下加入同盟会，后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任校长为蒋百里。

　　一天夜里，蒋校长巡视学院完毕，到男厕方便。斜刺里冲出一名光着脚丫的学生，昏暗中啪啪给了蒋二计大耳光，还一边吼道：“某甲，你敢穿跑老子的鞋子！”见是校长，该生赶忙鞠躬道歉。

　　该生即唐生智，他不是错打了校长，而是故意打校长。这等事，正常是人干不出的，但是唐生智干得出。

　　唐生智结识了一位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在其点化下，皈依佛门。受了佛光感化，认为佛学所谓“众生解脱我解脱”乃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甚至共产党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是同一回事，于是唐生智宣称“党化佛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以为从此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精神支柱。

　　唐生智还动员了一大批自己的部属皈依佛门，让手下的所有士兵都佩戴上“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佛章，连阅兵时军号也不用了，改作吹法螺，口呼佛号，他的湘军第四师由此成了远近闻名有名的“佛军”，与冯玉祥的“基督军”南北呼应。

　　湘西南边区有一商埠，名叫洪江，是鸦片和油类木材出口要塞，设有大小关卡，税收甚巨。赵恒惕派叶开鑫部驻防洪江，遂使唐生智心存不满。为了公平起见，赵恒惕令叶按月补助若干经费予唐，因此唐遂容忍未发。一九二五年冬，唐生智想把湘南地方团队扩充成旅，乃请叶增加补助费额，被叶开鑫拒绝，唐恼羞成怒，向赵恒惕提出要求，要和叶换防洪江。

　　赵恒惕派人疏通不行，乃致函唐生智，劝其悬崖勒马，并云彼此多年袍泽，患难与共，且令尊尚在我处任职——实业司司长，于情于理，你不应叛我。不料唐生智却翻了脸，学刘邦无赖样，复函说：“我父即为你父，如因我行动而杀我父，请分我一杯肉羹。”

　　唐生智既然翻脸，遂集中军队迫向长沙。赵恒惕认为难以理喻，若举兵相抗，必致地方糜烂，使数年心血毁于一旦，乃决心退位，省长之位让于唐生智。

　　当初，吴佩孚穷无所归时，赵恒惕迎他入湘，殷勤款待，现在是吴该报恩了，意欲驱唐迎赵还湘。蒋百里与唐生智有师生之谊，建议联唐，且赴湘见唐，已有成议。

　　不料，吴佩孚左右拥赵派对吴说道：“唐为赵一手培植，今竟逼走赵，无异犯上作乱。大帅若授之以湘政，是与鼓励犯上作乱何异！天下后世，将谓大帅何！”吴佩孚受冯玉祥倒戈影响，素憎恨犯上作乱者，遂以叶开鑫为讨逆联军总司令，吴部遥为声援，联合攻唐。

　　吴佩孚接见唐生智使者欧阳任时，提笔写了一个“北”字，大声说：“我原本向北进兵。”接着又写了一个“南”字，并且画了箭头指向南，扬声说：“现在要移师南向了。你回去告诉孟潇，马上退出长沙，一切都还好商量。”

　　闻吴威胁话语，唐生智说道：“吴打倒我，胜之不足为荣；我若打倒吴，正可一举成名。”

　　唐生智由此转向广州革命政府，请求援助。

　　广州国民政府商讨此事时，湘籍将领程潜对蒋说道：“吴佩孚素有盛名，军事乃其长，政治乃其短。鄂督萧耀南新死，曹瑛又亡，吴实处于无可战之将、无可用之兵之境，却欲南北分兵，其必败也！”程潜信誓旦旦地对蒋说道：“此时援湘，正其时也！”

　　恰此间，李宗仁也在广州，李宗仁亦劝蒋介石援湘。

　　按道理，广西离湖南近，让桂军就近援助湖南是最适宜的。然而，蒋介石却动起了私心。

　　三四月间，张发奎组建了自己的三十四团，叶挺团改为军属独立团。作战上仍归第四军第十二师节制。虽然叶挺共产党身份是隐秘的，然而叶挺的到苏学习经历，对共产党一方来说是朝圣，对国民党一方来说是染色。蒋介石对叶挺已经不信任了，且早就知道叶挺独立团是共产党部队了。

　　恰此间，张作霖率大军入关，与直鲁联军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为了在南方牵制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苏俄人也需国民革命军北伐以策应北方之战。

　　正是由于苏俄人需要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以策应北方国民军，对蒋介石一再妥协。当蒋介石向苏俄顾问提出，可否让叶挺独立团前去支援唐生智时，苏俄顾问一口就应承了。

　　虽然一眼就看穿蒋介石的用心——将叶挺独立团驱逐出广州，然而共产党人有敢为天下先的气概，慨然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