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毛泽东来到长沙橘子洲头。

　　十多年前，年仅十八岁的毛泽东就来到长沙，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携同学同游橘子洲头，畅谈革命理想。

　　十余年过去了，已入中年的他在苦苦探索着革命出路。

　　自一大后，毛泽东将关注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同时不忘组织农运。在组织农运上，毛泽东得出经验。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三大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

　　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按照“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规定，从此，陈独秀与毛泽东一起共同在中央工作。

　　一九二四年冬，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带着妻儿回到韶山冲，借过年串门时机，增加了对农民的了解。

　　在此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先是通过办夜校，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运动。毛泽东用农民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说道：“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兄弟们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食；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这样公平吗？不公平，我们就要推翻它！”

　　毛泽东以共产党党员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党员，又以发展的党员成立支部，进一步发展党员、发展农民协会。

　　除了发展共产党外，毛泽东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建立国民党支部。

　　毛泽东的活动引起了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注意，遭湘潭县团防局通缉。毛泽东转道长沙，前往广州，重游橘子洲头。

　　毛泽东感慨万千，不由赋诗道：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由于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到了广州之后，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到，见到汪精卫，汪即以忙无暇兼职宣传部长一职，授毛以代理其宣传部长一职。原来，作为中共总书记秘书的毛泽东不仅为国民党高层所关注，湖南一师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之好友，亦向汪推荐毛泽东。

　　廖案发生后，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极右派谢持﹑邹鲁﹑林森﹑张继﹑居正等聚集北京，前往孙中山灵柩安放地西山碧云寺，扶棺恸哭，哭诉：“先生早前有言，‘俄至不能联，共至不能容，自当弃之’。今俄人掌控党务、军务、政务，实为太上皇，共产党为其爪牙，汪氏、蒋氏为其附庸。共党借鸡孵卵，吾党已附属于共产党矣，再不清党，鸠占鹊巢，亡党当在不远矣，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此十余人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广州政府分庭抗礼，名曰“西山会议派”。

　　恰此间，张作霖手下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暗中勾结，率东北军精锐部队倒戈反张作霖，发动反奉战争。毛泽东认为，反奉战争关系重大，其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各地各级党部有指导宣传之必要。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战争宣传大纲，为反奉之战添加一把柴火。

　　十二月初，由毛泽东担任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创刊，揭露了西山会议派反动面目，掀起了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强大声势。

　　面对国民党极右势力的攻击，此时中共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因此，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部分：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并对各阶级状况进行严格区分和详细描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科学地预见到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时，需要革命，而当工农革命高涨时，怀疑革命，转向反革命，正如戴季陶信徒所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随后，毛泽东又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文中提到：“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 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二次东征回来后，蒋介石的人望达到了顶峰。然而，蒋介石很快就发现，国民党的宣传机器被共产党人掌控了。刚从美国回来的陈立夫拿着毛泽东的文章，说道：“强将社会阶层划分为五个阶级，这是割裂社会！”

　　蒋介石则说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这句话同样值得我们深思。”蒋又忧心忡忡地说道：“共产党人擅长政治宣传，黄埔已经有一个周恩来了，现在中央党部又来了一个毛泽东，国民党快变成共产党了！”

　　此外，一个团的成立也引起蒋介石极大警惕。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叶挺参加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并加入国民党。援闽粤军回粤之后，叶挺任邓铿粤军第一师少将参谋。孙中山从粤军第一师挖去一个装备最为精良的警卫团，三个营长分别是薛岳、叶挺、张发奎。

　　叶举攻打大总统府时，正是叶挺掩护宋庆龄到军舰上。

　　一九二四年，叶挺前往俄国，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在同学王若飞、聂荣臻等人的影响、帮助下，叶挺思想发生巨大改变，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先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军事部长周恩来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由周恩来主持，抽调第一期毕业生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等党员军事干部，另从区委机关抽调了廖乾吾，组织了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全队采用“三三制”，有一百五十人左右，徐成章为队长，廖乾五为党代表，周士第为副队长，赵自选为军事教官，曹汝谦为政治教官。

　　队部设在广州大沙头一幢四层楼高的洋房里，门口挂起了一块牌子，上书“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铁甲车队配备一列由五节装了铁板的车厢组成的铁甲列车、一挺重机关枪、三挺手提机关枪及一些驳壳枪、三八快枪。铁甲车的车头和车厢一样也都装了足以抵挡子弹的铁板。车厢的两侧有不同高度的扁形射击孔，可用多种姿势向外观察、射击。最后一节车厢装了三个旋转炮塔，炮塔上没有炮，只装备了一挺重机枪。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原以保护孙大元帅的车队，孙大元帅一去不返，竟然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武装部队。

　　一九二五年九月，叶挺回到国内，在上海，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陈独秀的接见，并被分配到广州工作。在陈延年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叶挺被分配到由粤军第一师扩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担任参谋处长。到职不几天，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叶挺随军东进，离开了广州。十一月间，叶挺在惠州前线接到一个新的任职命令，调他到正在组建的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担任团长。

　　第三十四团正是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而组建的新团，团部设在肇庆阅江楼，全团有两千多人，有共产党二十余人，设有三个营及两个直辖队，半年后，此团改称为独立团。

　　此即后来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