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并不可怕，因为国民党向来就是反共的，可怕的是国民党反共透露出的另一个信息：投降倾向。

　　针对国民党动摇、妥协，存在投降危险的严重局势，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指出：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

　　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一、日本的诱降政策，二、国际的压力，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

　　毛泽东所担心的“最危险时刻”——国民党妥协、投降，终因一件事而缓解，日苏终于爆发战争冲突。

　　一直以来，日本一直存在一个艰难的选择，占领中国后，是向北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还是向南进攻英美势力范围——南洋？

　　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侵华元凶近卫文麿提出总辞职。对于他的辞职既可以说是由于他本人被人嫌弃，也可以说是因为他本人感到领导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或者说是不负责任地不干了，或者说是他的内阁已经无力处理对华侵略了。辞去首相的近卫文麿和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调了位子，担任枢密院议长。

　　平沼骐一郎，出生于一个藩士家庭，毕业于帝大法学部，长着一张长长的驴脸，额头宽长，眼珠外突，挂着一副金丝眼镜，嘴唇肥厚，身材细长，终身未婚，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作为天皇制司法官僚的总代表，他所创立的专制主义思想理论和专制主义司法制度，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制度保障，享有“法西斯教父”之称。

　　平沼骐一郎热衷于形成德意日轴心国集团，以反苏排英。陆军派代表人物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积极赞同三国军事结盟；而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及海军米内光政一派则认为苏联是日本的主要敌人，主张回避同英美的冲突。

　　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这是日军内部长期无法解决的矛盾，实际上则是为了争夺军费。

　　二月，日军饭田支队的两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和一个工兵联队，在海军第五舰队的护卫下，仅用三天时间就占领了中国海南岛。

　　这一战果极大地鼓励了日本海军省，极大地刺激了日本陆军省。

　　这个时候，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一个小参谋坐不住了。他就是关东军少佐作战参谋辻政信。

　　辻政信与石原莞尔、濑岛龙三并称为“昭和三参谋”。辻政信一直视石原莞尔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后因其生食战俘人肉，故又被人称为“豺狼参谋”。

　　此人狂妄、虚伪、狠毒，几乎囊括了日本人所有缺点，但作为作战参谋唯独缺少周详，结果经他谋划的事无一不成为坏事，他的领导因此也成为最倒霉的领导，因此他又被称作“丧门星”，谁都怕与他沾半点关系。

　　“皇军以一当十”的计算方程式就是辻政信的发明。如果达不到怎么办呢？将死的归于伤，伤的归于病亡，遗尸战场的就归于失踪，总之，怎么算都能算出“皇军以一当十”，如果皇军哪次战斗低于此标准，那就是败战。

　　这就是日军冠冕堂皇的“战损”计算方法，伤亡数字会精确到个位数，但战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十比一。

　　就像日军寄回国内的骨灰盒，盒内到底是什么灰，只有天知道。

　　辻政信作为作战参谋，还有一个特点：以下克上。

　　但这并不是辻政信一人如此，日军参谋几乎如此。

　　日本的军事体制，高级军事主官只有决定权，没有策划权，也就是说军司令官只能在军参谋长（实际是下面负责一线工作的佐级参谋）提出的众多提案中选一个拍板，军司令官本人是无权自己制定作战计划的。

　　日军只有达到师团级别才能配备参谋，这些参谋虽然往往只有少佐、中佐级别，但是权力却很大，决定着战争计划。

　　为何会这样？

　　日本大本营，相当于大清时期的军机处，天皇相当于皇帝。因此，陆军参谋本部是高于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是高于海军省，是整个战争的计划者，陆军省、海军省只是执行者。到师团级别时，参谋就成了战役的计划者和监督者。

　　正是由于这种体制，所以，参谋在日军作战体系中属于钦差大臣之位置。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日军参谋口中常有这么一个词“大命”，即天皇之命，以此压人，师团长、司令官都不得不屈服。

　　所以，师团长甚至包括司令官都要对作战参谋客客气气，但凡有一丝违逆，参谋就可能采取一种对抗方式：不出计划，或出坏计划。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师团长、司令官也是有办法的，那就是请参谋们吃大餐、安排上艺伎。师团长、司令官穷尽溜须拍马之能事，辅以破腹自杀之威逼，也能让参谋改弦更张。

　　所以，僵硬执行作战计划的日军的作战效能实际是很低的。

　　辻政信，陆士三十六期，陆大四十三期，陆士毕业获得天皇御赠怀表、陆大毕业获得天皇御赠军刀——毕业生前六名可获此殊荣。有了这两样宝贝，辻政信的口头禅只有一个了——“大命已下”，谁敢不服，他一手握刀，另一只手再摸摸那块怀表。

　　辻政信几乎是以个人的、借所有日本机构的名义都下达了一次命令，他经常会假借作战大本营的命令进攻某个地方，现在他就以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起草并下达一份《满苏国境处理纲要》，公开鼓励关东军向苏军挑衅。

　　诺门罕，西面为哈拉哈河及外蒙古，东面为阿尔山，距海拉尔以南约四百华里。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伪蒙军第二十四国境警备队由西岸涉水到哈拉哈河以东地区放牧。伪满兴安警备骑兵第三连驻锡林陶拉盖哨所的一班士兵立即开枪阻截，并上马追赶，将伪蒙军牧马人和马群赶回西岸。伪蒙军第七国境哨所五十余名骑兵攻占设在争议地区的伪满锡林陶拉盖哨所。

　　五月十三日晚二十一时，日本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搜索队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奉命率一百零四名骑兵、九十名装甲兵到达距诺门罕尚有一百六十华里的甘珠尔庙，派出侦察兵进行作战准备。

　　五月十四日始，东八百藏部队在五架日机的配合下，向哈拉哈河以东的蒙军七四二高地攻击。伪蒙军伤亡三十多人，主动撤向河西。十七日，留下守卫部队，东八百藏率部队返回海拉尔。

　　苏军依据《苏蒙互助协定》而介入，立即将第十一坦克旅开往哈拉哈河地区，同时命令驻在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并将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从乌兰巴托迁到距哈拉哈河二百五十华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苏军的飞机也不断在战事地区集合，并在诺门罕地区飞行侦察。

　　有了苏军撑腰后，伪蒙军胆子也肥了，骑兵第六师又渡过哈拉哈河，且架起浮桥，摆出一副挑衅架势。

　　辻政信一门心思就想挑事，现在就更有理由了，逼着关东军司令官下令出战。

　　日军在当面之敌不明的情况下发起进攻，他们选择的突破口是辻政信选定的——辻政信根据作战地图，在哈拉哈河上选择了一个河最窄的地方，标注是河宽二百米。

　　五月二十八日拂晓，由山县武光大佐负责指挥的第六十四联队一部约一千余人发起正面进攻，东八百藏中佐搜索队骑兵约二百人及伪满兴安骑兵各一部负责迂回包抄。

　　当山县武光率领第六十四联队发起正面进攻时，抢到渡口时发现，实际河宽是四百米，根本过不了河。更糟糕的是西岸比东岸高三十米以上，日军完全处于对岸苏军坦克炮火轰击之下，只有挨打的份。

　　负责迂回包抄的八百藏中佐搜索队倒是顺利地过了河，不幸被苏蒙军包抄，几乎全军覆没，东八百藏本人也被击毙。

　　五月二十九日，一架美式侦察机突然飞临七四二高地，正当惊惶失措的日军想攻击时，飞机降落了，从飞机走出的竟然是本次作战的策划者辻政信。正当大家感动之时，不料辻政信不是发表鼓励的话，而是将比自己军衔还高的山县武光大佐痛骂一顿，下令“夜间收尸”后，拍拍屁股走人。

　　此次作战，日军山县部队战死一百五十一人、生死不明者九十二人。

　　辻政信并没有从此次作战吸取教训，而是叫嚣着要狠狠地教训一顿苏蒙联军，理由无比简单，他狂妄地认为日军完全可以以一敌十，且武断地认为，苏联经过长期肃反，已经无将可用了。

　　斯大林接到报告后，敏锐地觉察到日本的意图是在试探苏军的实力，为其日后进攻苏联做准备。斯大林认为，必须坚决粉碎日军的进攻，否则后患无穷。但是，派谁率军出击呢？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出身贫困，父亲是鞋匠，母亲在农场干活，还有一个姐姐，一家四口人就住一间狭窄的房屋。朱可夫只读了小学，就去当学徒，其间。他夜晚借厕所之光学习，自学完成了中学学业。二十一岁，他入伍参军，参加了一战，他在前线和德国人打了近两年的仗，被提升为下士，获得两枚格奥尔吉十字勋章，一枚是因为俘虏了一名德国军官而得，一枚是由于身负重伤而得。十月革命爆发以后，他参加了红军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获得进修深造的机会。再后来，他又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进修班深造。到一九三七年末，他已经晋升为骑兵军长，一九三八年为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

　　始于一九三四年的苏军“大肃反”，许多高级将领接到命令前往莫斯科之后就莫名其妙没了。朱可夫接到前往莫斯科的命令后，他也怕得不行，把后事都安排好了才走。

　　来到莫斯科后，朱可夫心情坎坷地走进了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接待室。罗希洛夫简单介绍了前方战况后，颇为忧虑地说道：“在中蒙边界上，一场严重的军事冒险正在酝酿。无论如何，事情不会就此结束。”

　　听到这，朱可夫舒了一口气。

　　临上战场前，斯大林接见了朱可夫。斯大林给朱可夫只有一句话：“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击溃入侵的日军，但行动不超过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

　　六月五日晨，朱可夫乘飞机抵达蒙古，重点是研究驻蒙古的第五十七特别军在诺门罕战役中的指挥得失。让他想不到的是，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竟然设在距离诺门罕前线二百四十华里之外，甚至军长费克连科等人竟然没到过前线，对前线一问三不知。问为何不将军指挥所设在前线，答案更是荒唐——前线找不到构筑指挥所的木料。

　　朱可夫将费克连科撤职，自己兼任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

　　朱可夫对此次小小冲突如此大动干戈，不仅令第五十七特别军上下都很不理解，甚至就连伪蒙军也不理解。

　　朱可夫要通过此次战役打消日军进攻苏联的念头，如果不能的话，朱可夫知道自己的命运，一回到莫斯科面对他的就是一个黑头套和一根粗壮的绳子。

　　朱可夫走马上任后，军指挥所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到这里一看，果真是不毛之地。最大困难不是缺少防御阵地，而是缺少后方补给兵站。苏军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博尔集亚火车站运输军用物资，可是博尔集亚到诺门罕，中间却没有铁路。

　　按照日本陆军的兵站常识，当使用大兵团作战时，陆地兵站线的长度一般不得超过四百至五百华里，可是博尔集亚到诺门罕达一千五百华里。因此辻政信判断，苏军不可能发动大兵团作战。而日军从海拉尔到诺门罕，不过四百华里，可以使用大兵团。

　　日本驻苏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大佐回国述职，正巧在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看到苏军增援部队。据他估计，起码有两个苏军的机械化师。到达中国东北后，土居马上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向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及其幕僚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连声嘱咐：“赶快让国内增援坦克和飞机，如果做不到，就只有引兵后退，求得妥协。”

　　土居明夫遭到了辻政信驳斥和无情的嘲讽，说到后来，辻政信甚至威胁道：“回国后不要多嘴，省得惹来杀身之祸！”

　　关东军各师团长谁都不买辻政信的账，结果辻政信可用的军队是一个三流师团——第二十三师团，该师团倒霉就倒霉在刚好部署在海拉尔。

　　日军第二十三师团是一个警备性质的三单位制师团，下辖第六十四、七十一、七十二联队，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在熊本开始编，七月份才编成的，编成后就被拉到满洲，一九三八年底才刚到海拉尔。到一九三九年四月，第二十三师团士兵才开始野外战术科目训练，全师团共一万五千人。

　　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原是搞情报出身，做过驻苏武官，后又在参谋本部从事对苏谍报，当过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他自认为自己是“陆军第一苏联通”，还写过一本书《如何与苏军作战》。

　　日本人嘴虽硬，但内心里，从国家到个人，都怕老毛子，所以小松原道太郎就被抬举着被安排去防范老毛子。

　　听说要跟老毛子开战，小松原道太郎也怂了，抱着他那本《如何与苏军作战》，提出了一系列军备要求，内心里想为难一下关东军司令部，打消他们冲动的念头。

　　日军虽然称为现代化军队，与欧美相比，却没有像样的机械装甲师。

　　一九三八年八月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撤销，原辖战车第三、四大队改编为战车第三、第四、第五联队，配置其他辅助部队组建为第一战车团，原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安冈正臣中将任第一战车团长，此即为安冈战车支队。

　　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久了，也知道穷家富路，为加强第二十三师团——其实不想在苏军面前丢人，关东军将司令部直属的硬家底全部拿出：第一战车团，第二飞行集团，另外还配以三个工兵中队、一个高射炮联队和部分炮兵。

　　小松原道太郎得到这些超规格装备之后，还是怂，于是很谦虚地提出：“有了这些装备，要击败苏军是没问题的，但这种光荣，应该属于甲种师团，我夺天之功就不好了。”

　　此时关东军各师团，除第二十三师团外，其余七个师团（第一、二、四、七、八、十一、十二）全是甲种师团。

　　于是，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拄着拐杖，走了一圈，最后将第七师团第二十六联队配属给第二十三师团，总算给第二十三师团凑足了二万人。

　　为了准备这次战役，日军开始从海拉尔向诺门罕日夜不停地运输战争物资，其场面极其壮观——马车、牛车、骡车，甚至连没什么力气的毛驴也拉上了。

　　苏联人没有牛马骡车，而是用载重汽车。

　　苏军将驻外蒙苏军的所有载重汽车，包括火炮牵引车在内，全都动员出来，并采用了歇人不歇车，轮流替换汽车驾驶员的办法，昼夜不停地将战略物资运往诺门罕。

　　六月十七日，苏军对日军空袭开始。

　　日军第二十三师团主力开始集结于将军庙，另一部集结于甘珠尔庙、阿穆古浪一带。

　　十九日，苏机轰炸阿尔山、甘珠尔庙和阿穆古浪附近的日军集结地，五百桶汽油被炸起火，整片沙漠顿时成为火焰山。

　　二十日，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向诺门罕进发，配以第一战车团和第二飞行集团支援第二十三师团，共有七十辆坦克、一百八十架飞机。

　　日军出发时什么都准备好了，包括往水壶里灌满水，以备路上饮用。走了一天，问题来了，不见河流，不见湖泊——按照地图标识，到处是湖泊、河流。

　　辻政信忘了，这是夏天，普遍干旱。

　　这下，日军除了收集露水外基本只能喝啤酒了——马尿。于是惊人一幕发生了，日军人人拿着水壶，一脸讨好地走向牛马骡，像挤牛奶一样，···，唉！

　　二十二日，苏军出动一百五十架飞机空袭甘珠尔庙、阿木古郎将军庙一带的日军集结地和野战机场，日机也倾巢出动。双方从二十二至二十四日，在诺门罕地区上空大战三天，近六十架飞机被打落在草原上。日军空中作战经验优于苏军，空战中苏军落败。此后，苏机不断增多，而且出现新型战斗机，日军则逐渐丧失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日军决意远程轰炸苏联境内飞机。

　　对于这一越境行为可能引起的恶劣后果——苏军也可能越境轰炸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基地，辻政信决意不先上报参谋本部，而是先斩后奏。

　　二十七日上午三时，一百三十七架日机在海拉尔机场起飞，编队布满海拉尔上空。六时二十分，日军机群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机场顿时黑烟覆盖。日军作战部队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击落苏机九十九架，击毁地面飞机二十五架。

　　在空战期间，六月二十四日，苏军机械化大军已迂回至将军庙背后的甘珠尔庙。

　　扎营于甘珠尔庙的主要是日军二线部队，松本卫生队及第二十六联队的野战医院都在这里。当苏军杀到时，日本人首先听到的是苏联飞机巨大的轰鸣声。

　　执行轰炸任务的是型号为SB的轰炸机，特别之处就是一个快，因为快而发出尖锐刺耳之声，听得人心悸不已。

　　日本人在医院屋顶早就准备好红十字。一听到轰炸机声音，聪明的日军挤进了医院，有些甚至躲在病床下，拿尿盆当钢盔顶在头上。

　　当苏军轰炸机投弹之后，紧随其后来的是大块头的重型坦克。苏军坦克横冲直撞，几乎将第二十三师团指挥所给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