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北倚燕山，南临渤海，是华北和东北的相接地带，深入敌腹，战略位置极其险要。

　　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提议，确定了开展冀东游击战争的方针。九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到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命胡锡奎任京东特委书记。十月，以李运昌、胡锡奎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冀热边特别区委员会通过冀东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广泛发动冀东人民，准备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在平原地区发动抗日暴动，遂将冀热边和京东特委合并为冀热边特委，胡锡奎任书记，李运昌专做军事工作；决定暴动后成立冀东抗日联军，任命党外人士高志远为司令，国民党员洪麟阁为副司令、兼第一路指挥，李运昌为副司令、兼第二路指挥。

　　一九三八年五月，八路军总部将雁北支队调到北平以西（简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下辖第十一、第十二支队，共五千余人，准备执行挺进冀东的任务。

　　六月八日，宋时轮、邓华率第四纵队分两路向冀东开进。

　　七月上旬，冀东武装起义先后在滦县港北村、丰润县岩口镇爆发。接着，在遵化县地北头、蓟县邦均镇及开滦矿区也相继爆发起义。起义群众组成冀东抗日联军，并在滦县杨家院、遵化县玉皇庙等地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起义的初步胜利，鼓舞了冀东、热南广大地区的人民，起义浪潮很快波及二十多个县，参加起义的人数达二十余万，抗日联军发展到七万余人全副武装的四十七个总队。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军队还有三万多人。

　　八路军第四纵队的五千余名指战员挺进冀东后，分头并进，先后打下南口、居庸关和昌平、兴隆、平谷、蓟县、迁安等县城，建立了联合县及蓟县、迁安等县抗日政府，在冀热边区连战连捷，有力地接应了冀东人民发动的抗日大暴动。

　　冀东抗日联军建立以后，兵分多路，四处出击，相继攻克乐亭、卢龙、玉田等县城和唐山矿区，占领了冀东大部分乡镇，摧毁了农村全部敌伪政权。致使北宁铁路被拦腰切断，控制古冶至昌黎的铁路达半个月之久。

　　冀东暴动就如熊熊烈火，烧了敌后方，举国欢腾。

　　由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前往欧洲，这个时候华北日军基本处于群龙无首状态。

　　八月中旬，八路军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在遵化铁厂胜利会师。

　　下旬，四纵党委、冀热边特委和抗联各路负责人，在铁厂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由邓华主持。会议对冀东暴动后的形势作了分析，指出冀东大暴动是胜利的，但部队多，秩序乱，纪律差，需要统一领导和指挥，要抓紧整顿部队。决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由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领导成员、国民党人士刘绍襄任主任，并任命了一些县的抗日政权县长，加快建立健全各县的抗日政权。各县抗日政权，负责统一筹粮筹款，保证部队供给，建立抗日秩序，训练抗日干部，组织抗日救国会等。会议确定了建立、坚持冀热边根据地的方针，决定整训冀东抗日暴动部队，成立冀察热宁军区。会议推举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任冀察热宁军区司令员，邓华任冀察热宁军区政治委员，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员，军区下设五个军分区，由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在现有起义部队基础上各组织一个军分区，四纵派干部组织另两个军分区。

　　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主要是准备在冀热边区开创一个以深山区为主要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以供冀东暴动的抗联部队集结、隐蔽和休整，坚持长期、持久的游击战争。中央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区域，但是，雾灵山没有人烟。四纵拟在青龙北部的都山建立抗日根据地。

　　都山，位于青龙县城西北部三十华里，距宽城县城东偏南五十六华里，主峰海拔一千八百余米，呈东北西南走向，东西约三十二华里，南北约十八华里。

　　九月初，宋时轮决定集中四纵和抗联的主力部队攻占都山，遇到了日本关东军、伪满军的顽强抵抗，没有成功。部队减员严重，而且减员的多是干部和老战士，军队里多数都是刚刚加入军队不久的新战士。这样，正规八路军急需整训，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另一方面，大量抗日联军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如何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如何提高战斗力，如何利用好游击战术，发挥我军长处利用敌人的短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更需要整训。其他参加起义的武装，成分复杂，纪律松弛，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改造，任务非常艰巨。此时冀东平原青纱帐已经割倒，部队失去了隐蔽的屏障，部队所在山地，人烟稀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

　　由于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把冀东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忽视了自己的有利条件，缺乏在冀热边创建根据地的决心信心和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认为主力部队少了不能坚持，部队多了目标大也会遭到敌人围攻。地方党有依靠主力思想，缺乏单独坚持冀东武装斗争的信心，也就没有独立自主地及时整训部队、加强政权建设、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是撤至平西整训，还是坚持在冀东建立抗日根据地？最终，西撤意见在冀热边特委占了上风。

　　九月上旬，四纵党委、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和冀东抗联负责人在丰润县九间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抗联随四纵撤往平西根据地整训，来年再返回冀东。

　　决定做出之后，致电请示晋察冀军区，在等待军区报告的时候，宋时轮带第四纵队第三十一大队和第三十二大队撤到了白河以西，留下邓华带领一个大队集结待命。在这关键时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组织部长马辉之来到冀东向邓华传达中央关于在燕山山脉建立根据地的指示。邓华表示，如果要部队留在冀东就地整训和坚持斗争，兵力不足，需要把四纵第三十一、三十二大队调回冀东，于是，邓华再一次请示晋察冀军区。

　　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联名致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及冀热边特委，不同意主力西撤。指出：“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

　　邓华、李运昌、胡锡奎在迁安县新庄子开会，研究当前形势，贯彻中央指示，决定在冀东继续进行游击战争，建设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冀东抗日运动的发展，直接威胁了日军平津及北宁线的安全。进入十月，华北日军从武汉一带调来一个旅团，准备和部署在长城沿线的关东军、伪满军共十几万兵力，围剿整个冀东的抗日联军和第四纵队。

　　在此情况下，宋时轮致电邓华：敌人已经兵分七路大举进攻，要求邓华率队西撤。

　　十月八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电示宋时轮、邓华，再次表示不同意西撤，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邓华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应配备必要的基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

　　接到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的电示时，宋时轮和邓华已经得到日军小林部队的一个旅团已从武汉一带调了过来的军事情报，觉得冀东面临的敌情已经是万不得已时，决定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

　　当日，四纵和抗联在九间房村召开会议，商议四纵留下的部队和抗联队伍的去留问题。李运昌等提出了不同意西撤的意见，主张在原地边战斗边整训。李运昌认为，冀东的抗日形势现在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敌人进攻时，四纵和抗联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广泛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敌人撤退时，集中起来，打击敌人的薄弱之处。相反，如果把抗联都拉到平西进行整训，十多万人集中起来浩浩荡荡向平西进发，这无异于把我秘密活动的抗联一下子都暴露给敌人。敌人行动迅速，调集军队打来，必然会造成我军巨大伤亡。

　　最终，西撤意见依然占上风。

　　会议决定：冀东抗日联军的各路军都跟随四纵迅速转移到平西根据地。四纵从每个大队抽出一个连队，组成三个支队，坚持战斗在冀东山地，建立一个军政委员会，由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梅负责领导。会议还对西撤的路线、顺序做了安排。

　　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都曾来电劝阻西撤，特别指出，暴动的队伍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但劝阻没有效果。

　　十月中旬，抗联和四纵开始了大规模的西撤。高志远部在前，洪麟阁、陈宇寰部居中，李运昌部断后。五万人的大军拉成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向西进发。前边的过了潮白河，后边的李运昌部才刚起步走。部队从遵化，经蓟县、平谷、密云过潮白河。

　　时值深秋，战士们穿单衣，沿途又没有根据地依托，缺乏粮草准备，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走在前面的队伍尚能勉强维持，后面的部队却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由此引发各部不惜违反纪律竞相争夺粮秣，不时引起混乱。同时,暴动群众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基础，大多是第一次远离家乡，不愿抛弃妻儿老小，许多人脱离部队，逃亡现象很快蔓延且无法控制。此外，在狭长的地带，频遭敌人的截击，抗联战士伤亡惨重。

　　在蓟县，敌人截击了高志远部。抗联三路独立大队长曹致福率二百人迎敌。抗联三路副司令陈宇寰阵亡，他率领的三个总队瓦解溃散。抗联副司令洪麟阁率领的抗联队伍在马伸桥北遭到敌人的截击，洪麟阁牺牲，余部由李楚离、杨效昭带领继续西撤。冀东抗联昌黎支队西撤途中，行至遵化县宫里村一带宿营。日伪军步骑兵一部秘密包围了宫里村，占领高地向抗联司令部攻击。抗联退守在一个大院里仓促应战，昌黎支队司令丁万有壮烈牺牲。

　　李运昌部在瓦罐头遭敌围击，天上有敌机轰炸扫射，两边有日伪军的夹击，死伤六百余人。随后，日伪军严密封锁潮白河。这时，李运昌的部队和李楚离领导的原来洪麟阁的部队总共只剩下六千余人，如果再继续西进，必将前后受敌，全军覆没。鉴于这种形势，李运昌、胡锡奎和李楚离在平谷县樊各庄召开了二路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抗联停止西进，返回冀东，保持力量，重新发展，坚持游击战争。会后，李运昌率一部由北路返回丰滦迁地区；李楚离率一部走南路，经由三河、蓟县南部，经宝坻返回丰润地区。

　　抗联东返途中，适逢日军大扫荡。返回的抗联部队在滦县的西安河和杨柳庄附近两次遭遇日伪军包围，部队减员严重。由于部队长途行军疲惫不堪，加上连日苦战，处境艰难，又有不少人员开小差离队，最后坚持下来的只剩下千余人。由于日军围剿形势严重，多数人要求回到本地分散隐蔽坚持，抗联便在迁安县莲花院集中开会，遣散队伍，回乡分散，待机集中。部队分散后，李运昌部直属队只剩下一百三十人。

　　尔后，李运昌在迁安柳沟峪召开直属队会议，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树立信心，重整旗鼓。直属队留下的一百三十人，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也是大暴动的骨干分子。会议决定：把共产党员分散到各地，恢复地方党的工作，收拢失散的暴动人员，待机重新组建抗日队伍。

　　到一九三八年底，李运昌已召集原武装暴动人员一千四百余人，与八路军留在冀东的三个游击支队配合活动，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

　　挺进冀东，这是在敌人夹缝中求生存，极其艰难，但这是插入东北和华北间的一根钢钉，犹如插入日军脊梁骨上的一根钉子，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发展壮大，而且后来又进一步延伸到热河、辽宁。这根钢钉最后发挥的作用就连蒋介石后来都后悔莫及——抗战胜利之后，挺入东北的第一支部队正是李运昌领导的冀热辽部队。

　　正是由于华北烽烟四起，使得华北日军无法抽调大军加入武汉战场，以打通平汉线、粤汉线，使得日军进攻武汉的作战怎么看怎么像胎死腹中。

　　正是在此情况下，愤怒无比的日本大本营将黔驴技穷的寺内寿一召回国内，换上刚切了盲肠的前陆军大臣杉山元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一个月后，畑俊六也被召回国内。

　　无论是寺内寿一还是畑俊六，他们无一例外被打入冷宫——转任军事参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