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战斗，虽然没有遭受太大损失，仅死了四十余人，但对畑俊六来说，面子损失很大。畑俊六担心的是，新四军稍不慎就跑来进攻南京城，若如此，他就要破腹谢罪天皇了。

　　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在京沪铁路、京杭公路连续获胜，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在民众中引起极大反响。

　　日军除了加强城镇交通线守备的同时，调集兵力寻找新四军部队作战。

　　八月二十三日，驻金坛之日军二百余人分乘两艘船出犯，一路向导墅桥进犯，一路五十多人乘汽艇一艘，挂拖驳两只，在丹金漕河由金坛向丹阳方向驶来。

　　团长张正坤、参谋长王必成决定于敌必经之珥陵镇设伏。当设伏部队刚刚进至珥陵河川车垛桥时，其作战行动被日军发觉，日军即迅速登陆占领河堤，伏击部队也随即向日军展开攻击。

　　此次战斗，毙敌三十二人，伤敌十七人，生俘一人，缴获枪支十余支。

　　被俘的是二等辎重兵，名叫香河正男，来自东京，在新四军感化下，竟然加入了新四军，战后一九五八年才返回日本。

　　大白天的，在平原河川广阔之地，新四军也敢发动袭击，这让畑俊六恼怒至极。

　　张鼎丞率领第二支队于七月进入苏南敌后，展开于京芜铁路以东、京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傈水、高淳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

　　如此一来，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就将南京围在长江边上。日军一出南京城，就要接受新四军的殷勤“问候”——伏击。

　　八月二十二日，就在江南日军准备进攻九江之际，南京日军调集四千五百余人，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分八路水陆并进，围攻小丹阳地区第二支队，企图围而歼之。

　　小丹阳，地处苏皖交界处，位于江宁区西南端，东西南三面分别与安徽当涂、马鞍山接壤，距南京城九十华里。

　　为打破日军的围攻，粟裕决定采取敌进我进游击战术，变被动为主动，分散袭击敌人后方。粟裕命令三团一部进袭当涂，造成敌之恐慌﹔一部进击南京以南的陶吴，牵制敌兵力﹔另选精兵一支，奔袭南京近郊。

　　为配合第二支队的反围攻作战，陈毅第一支队主力和地方武装在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向京杭、京沪、句丹等公路展开广泛的破袭战，并派出小分队深入南京近郊袭击麒麟门等日伪据点——那模样，新四军好像是果真要攻打南京城。

　　二十三日，日军由溧水、秣陵关、当涂三面对小丹阳地区形成包围，数路合击小丹阳。日军到达小丹阳，不见新四军踪影。搜寻数日，仍不见新四军身影。

　　畑俊六正在为武汉会战殚精竭虑之时，突然接到城防部队报告，新四军夺取雨花台制高点，正在攻打南京中华门。

　　畑俊六被气得无法言喻，拿起电话，对中华门守军说道：“倘若让支那军进入一兵一卒，你的，剖腹以谢天皇！”

　　二十六日，扫荡日军接到后方告急电报，慌忙撤退回防。粟裕抓住战机，命令部队勇猛追击，连克小丹阳、薛镇、护驾墩、博望等村镇，毙伤敌五十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合击计划，自己竟然无一伤亡。

　　此次扫荡失败，日军指挥官向畑俊六谢罪时说道：“新四军就像鬼魅，我打他时一个都没有，我撤时全都出来了！”

　　九江失陷，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怒火冲天。陈诚在一旁宽慰道：“九江虽失，但据叶挺报告，新四军攻到中华门。”蒋介石一听，转怒为喜，问道：“怎样，攻进城里没有？”陈诚一脸可惜地答道：“已经占据雨花台制高点，火力弱了点，否则就攻入城里。”蒋介石连点了几个头，颇为激动地说道：“叶部虽功败垂成，精神可嘉！”

　　就在与日作战同时，第一、第二支队又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成立租息调解委员会，实行减租减息，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

　　进入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引起了处于孤岛状态的上海人民热议，人民都想了解这支部队。于是上海报刊连篇介绍新四军：

　　新四军究竟是怎样的队伍呢？他的编制又是怎样的呢？这至少引起了我们的两个联想：一、使人记起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的“铁军”第四军；二、使人想到新四军与八路军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密切关系与历史的渊源。

　　就连在上海的洋人也对这支军队感兴趣。美联社驻华记者杰克·贝尔登，参加了“上海民众慰劳团”，前往皖南新四军总部进行慰问。一路上登高山，爬悬崖，骑毛驴，终于来到泾县云岭。贝尔登给上海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新四军第一手资料：

　　彼等之活动，大抵于黑夜或黎明时为之。如强袭日本驻军，攻击日方运输船，破坏日方卡车，俘绑日军，炸毁日方之军火库，破坏桥梁及公路，日日从事牵掣日军之行动，予日军哨兵以极大之威胁。有时更乘日方大军之不备，而予以出其不意之袭击...

　　在杰克·贝尔登看来，只要有军队的地方，无论是日军还是国民党军，这个地方鸡鸭就要被吃尽，但是云岭鸡鸭成群。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在苏南广泛流行，不少青壮年自动参军，群众主动支援军队作战。甚至远在上海的三千青年也加入新四军。

　　武汉会战开始之后，皖南、皖中也成为沦陷区，成为日军后方运输线繁忙地区。

　　新四军第三支队于七月一日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一百二十华里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面对敌之长江交通线，日军经常出动“扫荡”，战斗频繁。

　　新四军第四支队于四月底即于长江北岸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展开。五月上旬，该支队先遣队东进至巢县以南地区，十二日，第九团一部在运漕河西岸蒋家河口伏击敌人，江北首战告捷，歼敌二十余人。七月间，第九团，袭击运漕地区伪军，毙其五十余人，俘伪副司令以下一百余人，缴获步枪一百五十支，轻机枪六挺。

　　九月一日，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三营两个连在安桐公路范家岗附近伏击从桐城开来的日军汽车三辆，毙敌十四名，缴获步枪十支，军需品若干，我则无一伤亡。

　　棋盘岭位于安庆至桐城之间，离桐城十几里路，安庆至合肥公路从岭上穿过。路两边的高地高出公路十多米，形成一个天然要隘，卡住公路。在棋盘岭西侧，则有一个七八里长的小坡，长满小树，可以隐蔽部队。安合公路是日军进攻武汉的重要补给通道，公路上每日均有几十辆到上百辆军车通过。

　　九月二日，第四支队支队长高敬亭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了解到我军在范家岗伏击了一股敌人后，敌人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范家岗西侧地区，而对于棋盘岭方面的警戒有些忽视。高敬亭抓住战机，果断命令支队特务营配合七团三营，由七团政治处主任胡继亭带领，立即从驻地黄甲铺出发，到棋盘岭设伏。

　　受命部队于三日拂晓前到达伏击地域，对伏击地域两端的范家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个排担任警戒，其余部队按照主攻、预备队分工，各占据有利地形设伏。

　　上午九时许，由八十多辆汽车组成的日军车队逐渐驶近。当日军前面两辆汽车来到棋盘岭隘口时，埋伏的便衣班将其炸毁，第三辆车接着被集束手榴弹炸翻，车上十名日本兵被全部击毙。这时，日军的车队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停在公路上有十里路长。新四军迅猛出击，押车的日军纷纷跳车，一部分被我军火力杀伤，一部分逃至棠梨山顽强抵抗。我军用汽油烧毁了二十多辆汽车，又用手榴弹炸毁了二十多辆车，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敌援军闻讯而来，新四军部队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从何家老屋前隐蔽徒涉小河，向长冲里方向撤出了战斗。

　　棋牌岭伏击战，新四军以伤亡各一人的代价，共击毙日伪七十余人，击毁军车五十余辆，缴获大量枪弹和军用物资。

　　日军连遭袭击，更加紧了对公路两侧的戒备，每天上午出动骑兵或兵车沿公路向两侧搜索。十月间，武汉会战接近尾声之际，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三营一个连再次于安桐公路铁铺岭伏击敌运输车队，激战半小时，将三辆车上的日兵二十九人全部歼灭。

　　此间，当地反动势力乘机搜罗土匪，勾结日伪，破坏抗战，第四支队于十月下旬攻克庐江、无为两县城。

　　为贯彻东进方针，开展江北地区统战工作，加强对皖中抗日战争的领导，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令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北上，十一月抵达无为地区，当即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建立了统战关系，将庐江、无为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同时，第四支队又以一部推进至淮南铁路以东开展游击战争。第四支队经过半年的作战，打开了皖中地区抗战局面，使皖中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青弋江源于安徽黟县黄山北麓，源头主河为清溪河，经石台县、黄山区，于周家坦注入太平湖，出太平湖流经泾县、宣城、南陵、芜湖等地，于芜湖市区入长江。

　　在青弋江流域活动着的正是新四军第三支队，袭扰、阻断日军由东向西通道。

　　十月二十九日，武汉会战已经结束，日军在湾址、凤凰闸、大洋桥等地集结八百余人，准备向青弋江阵地进犯。第三支队以叶飞第六团一部在马家园、十甲村一线正面阻敌，以饶守坤第五团一部在跑马山一带，待机向进犯马家园之敌实施侧击，并控制有力的预备队，伺机反击。三十日，日军五百余人由湾沚向青大江阵地发起进攻。第三支队于清水谭与日军展开激战，歼敌一百人后，主动撤出战斗。十一月三日，日军继续增兵后向马家园围攻。第三支队以主力向敌实施反击，并以小分队夜袭敌人的湾沚及九里等据点，日军前后受袭，被迫于四日撤退。经四日连续作战，第三支队共歼日伪军三百余人，给敌以重创，巩固了皖南前线阵地。

　　新四军第三、第四支队位于皖南、皖中，扼长江两岸险隘之处，使得日军进出武汉如过鬼门关，稍不慎就中了埋伏，车毁人亡。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边区部队沟通联系的指示精神，决定开创豫皖苏边根据地，并以省委武装部长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三百余人挺进豫东。九月三十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由竹沟出发东进，经遂平于十月十一日到达西华社岗，与豫东游击第三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合编，扩大为三个大队，共一千余人，仍称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十月下旬，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向鹿邑前进。

　　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水沿着涡河直奔东南方向，沿途经过中牟、尉氏、通许、太康、鹿邑、亳州、涡阳等地，在安徽境内汇入淮河，形成长达数百公里的无堤防约束的游荡河道，汛期泛滥的洪水在两岸形成宽达数十里的淹没区，称为新黄河，又称黄泛区。茫茫数十里的深浅不一的黄泛区，渡河需要乘船走上一整天。

　　十一月下旬，游击支队进入黄泛区以东的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相继取得西陵寺、陈寨、宋庄等战斗的胜利。随后，又粉碎睢、杞、太、商地区日伪军二千余人的“扫荡”，初步打开了豫东敌后的抗战局面，为发展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四军自成立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集中、改编和向华中敌后挺进的任务。在长江下游苏皖地区的广大农村，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群众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经过半年的英勇奋战，取得一百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三千三百余人，初步实现了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心腹的一把尖刀，钳制了日军的兵力，支援和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对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的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日军占据武汉及其周边几个县市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一百六十余人从河南竹沟南下鄂中，汇聚武汉外围的抗日武装，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挺进豫鄂边区，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谁都不曾想到，李先念竟然在武汉周围站稳了脚跟，像包粽子一样，将武汉包得严严实实。日军如鲠在喉，想拔拔不去。

　　至此，新四军六支部队基本形成。

　　无论是苏南、皖东南，还是背对黄泛区面向陇海路的豫东地区，还是武汉周围地区，都是日军卧榻之侧，都是危险之地。国民党军无力也无意进入这些地区。新四军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大无畏精神，进入了，艰苦卓绝地与敌日日夜夜地周旋，极大地打击了日军对这些地区的统治，限制其更大地施展手脚。

　　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在南京、武汉周围存在，一方面是国民党军不敢如此近地靠近日军，再是新四军灵活机动地采取游击战法，同时与根据地人民军民高度融合、命运休戚与共。

　　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一支队，初到江南茅山地区时，给养困难，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有时一天一角二分的伙食费也供不上，不得已向前马镇商会或附近士绅借款。

　　有次部队在丹阳附近村庄宿营，有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说：“我活了八十年，看到过清兵、孙传芳的兵和老蒋的兵，自古都是兵匪一家，从没有看见过你们这样的好人。”老人家一定要看看部队的负责人，他边走边说：“历来当官的都是吃好的，穿好的，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你们当官的，不知怎个样？”当这位老人走进新四军营地，恰好正是吃午饭时间，有坐着吃的，有站着吃的，有蹲着吃的，但大家都吃一样的饭菜，一样打扮，老人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当向导告诉老人，眼前这位老兵，毫无威严，与战士一桌吃饭的就是陈司令时，异常感慨地说：“从没见过，奇迹！司令啊！将来天下一定是你们的。”

　　人民的预言，往往总是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