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终于亮出底牌——宣布放弃武汉。

　　午前，司令部所属船只都已开往长江上游，各方面基本上都已撤离完毕。

　　午后两点，最后一班轮船，名为“江兴”的大型火轮接走最后一批离开武汉的公职人员和市民。

　　整个武汉三镇已经成为空城了，但是蒋介石还没有走。

　　蒋介石并没有自己的专机。每次坐飞机出行，都要调中国航空公司的普通商用飞机。武汉陷落前，中航的飞机上下忙活，往重庆、成都和宜昌运送政府要员，加上蒋介石表示要到最后一刻再走，所以一时间中航的人没顾得上蒋介石。当蒋介石决定二十四日要走时，临时抓不到飞机了。

　　傍晚太阳落山后，汉口郊外已经听到日军枪声，此时，日军已经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武汉三镇。

　　中航终于临时抓来了一架商用飞机，在暮色重重中降落汉口机场。

　　晚七时，蒋介石夫妇及侍从室官员终于登上飞机，飞往湖南衡阳。

　　驾驶飞机的飞行员是个美国小伙子，刚拿驾照没两年。当飞了一段时间后，导航员满头大汗地用英语告诉大家：“我们迷路了。”

　　这种情况比唐僧听到猪八戒说我们遇上妖精了还可怕。

　　“怎么办？”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心声，但是只有宋美龄一人问。

　　导航员无奈地答道：“只有一种办法，返回汉口机场，在那里重新加油和校对飞行航向。”

　　看起来这比在空中瞎转悠要实在些。

　　关键时刻，蒋介石下了决心，“飞回去吧！”

　　但飞回去也不那么容易。汉口机场此时已经一片漆黑，而机上与机场地面站的电报联系又一度中断，所以飞机只能在漆黑中盲目地寻找汉口机场的位置。

　　蒋介石面无表情，只是闭着双眼，生死之刻，求菩萨还是求上帝，着实让他犹豫不决。

　　宋美龄则是默默祈祷，笃定地求上帝帮助。

　　机上其他人也没闲着，是各种祈祷，有求助佛祖的，有求助菩萨的，当然也有求助祖上保佑的。

　　不知在哪路神仙帮助下，这位美国小伙子竟然盲降成功了。

　　这个时候，机场跑道边已经来了一些工兵，他们正准备在跑道上埋雷，破坏机场的各种设施。

　　最终，蒋介石一行还是有惊无险地飞离了武汉。

　　江心轮却没有那么幸运，次日晨，被日机发现并被击沉，船上乘客仅八十四人脱险，其余全部遇难。

　　白崇禧并没有随蒋介石走，他乘一辆德式吉普，在少数警卫的保护下，前去跟李宗仁会合。

　　李宗仁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刚撤至平汉路花园站以西的陈村。此时，胡宗南部已经西撤至南阳，而川军跑得更远，一口气竟然跑到了宜昌。李宗仁急调附近覃连芳的第八十四军和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来武胜关和平靖关，以填补胡宗南西撤的防线。

　　但是，大军全线撤退之时，司令长官部根本联系不上覃连芳，刘汝明部也已经跑到了应城。从平汉线传来的消息是没有发现日军，焦灼万分的李宗仁惊觉不好，在陈村可能有危险，遂披衣而起，将随从叫醒，命令通知长官部同人速即整装，向西移动。他们离开陈村两个小时后，日军骑兵就冲进了村庄。

　　这是作为战区长官，李宗仁经历的惊魂一刻，即使到了晚年，李宗仁还是念念不忘骂一阵胡宗南。

　　战至十月二十五日，北岸日军进至黄陂，南岸日军占鄂城，战事迫近咸宁、贺胜桥、通山一线。

　　中国最高统帅部令北岸主力向西撤退，南岸主力向西南撤退。

　　直到十月二十二日，坚守小界岭一线达四十一天的孙连仲、宋希濂部方才奉令撤退。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之第三十、第四十二军按照第五战区的命令，经黄安、花园、安陆向枣阳撤退。

　　日军于二十二日接到第三飞行团的空中侦察报告，知大别山小界岭地区的中国军队正在撤退，第十三、第十六师团遂于二十三日越过小界岭一线向武汉前进。直至中国军队放弃武汉后的二十六日方先后进至麻城。日军第二军以二个师团横越大别山、迂回武汉的战役企图，因为被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的坚强阻击所粉碎。

　　走出大别山时，日军十三、十六两个师团伤亡过半。

　　沙窝、小界岭成为整个武汉外围战唯一不被敌破之防点。

　　此后，在撤退到襄阳时，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不幸被日军炸弹炸伤腹部，当场壮烈殉国。这是武汉外围战牺牲的最高国军将领。来年，四十二军番号被撤销，其所辖的第二十七师归隶第三十军。

　　二十五日，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失守，武昌二十六日下午五时陷落。

　　日军进城后发现：马路两边的商店、机关的窗户都被砖头塞得严严的，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里都空空荡荡，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方天第一八五师于二十七日下午三时最后撤出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部陷落。

　　日军期待中的武汉会战就这样戛然而止。

　　如果不能打通平汉路、粤汉路的话，武汉只是华中长江边一个孤立的城市，唯一通道就是长江水路。

　　在九江的冈村宁次深知此关键，于是命令第十一军向湘境进军，企图与第二十一军打通粤汉路。

　　长沙，是连接华南、西南重要交通枢纽。

　　要打通粤汉路，日军就必须占领长沙。

　　湖南省会城市长沙有三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约有两千四百年建城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始建城，属楚国。楚王族姓芈，本支为熊氏，另分为昭、屈、景三氏。

　　司马迁有一句名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三户，即指昭、屈、景三氏族。

　　太平天国兴起之时，正是因为湘勇楚军为大清王朝保驾护航，使其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其佼佼者是曾国藩、左宗棠等。

　　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就流行这么一句话——“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淞沪会战的核心主力，毫无疑问是几乎精锐尽出的中央军，能够上的基本上都上了；地方部队里，川系、桂系、粤系、西北军、东北军也都有部队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湘军不一样，既不是几乎精锐尽出，也不是有部队参加，而是全军上阵，一边把所有的湘军部队拉到上海参战，一边用湖南的保安部队、预备部队不断补充伤亡太大的前线部队，并开始全省大范围的征兵。

　　会战期间军委会曾经嘉奖表现最为优异的十个师，其中就有湘军彭松龄第十五师、王东原第十六师、李觉第十九师。参战军队四大集团里，江防军总司令刘兴为湖南人，右翼作战军里的第十集团军司令员刘建绪为湖南人，最精锐的三大德械师之一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为湖南人，陈诚土木系悍将第五十四军军长兼十四师师长霍揆章为湖南人，同为陈诚土木系悍将的第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为湖南人，第八军军长兼税警总团总团长黄杰为湖南人，胡宗南系悍将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为湖南人，同为胡宗南系悍将的第七十六师师长丁德隆为湖南人，这几位，后来都升至集团军司令，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还有赫赫有名的郑洞国、廖耀湘等湘将领后来都成为扛鼎之将。

　　当然，这只是国民党军一方，再看共产党另一方，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罗荣桓、粟裕、陈赓、黄克诚、肖劲光、谭政等等。

　　湘军将士上阵杀敌，常说“来生再见”，便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

　　正是因为湘军的勇敢赤诚，所以，在所有地方军中，湘军不称之为湘军，全部都被同化为中央军。

　　湖南不仅产铁骨铮铮之军人，还产诗人和思想家，其佼佼者屈原、贾谊、王夫之等。正因屈原和贾谊的影响，长沙又被称为“屈贾之乡”。

　　如果将粤汉路比作是一个人的话，武汉好比是头，粤桂湘境好比是躯干，长沙则是脖子——转南即是桂粤，转西即是重庆。

　　正是因为长沙地理位置如此重要，所以抗战八年，长沙是唯一一个被日军进攻四次，却永远侵占不了的省会城市。

　　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原本三十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五十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

　　十一月七日，蒋介石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应对日军进犯长沙一事。蒋介石的基调很明确，那就是：不守长沙，坚壁清野，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以取得最后胜利。

　　在撤出武汉前夕，蒋介石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商界的激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以致武汉三镇大量物资和设施沦入敌手，为敌所用。

　　在岷山多次打击第七十四军后，吉住良辅率第九师团经短暂休整，向瑞昌以西发起进攻，穿过中国守军关麟征、汤恩伯部阵地，向贺胜桥转进，欲在中国军队撤退前切断粤汉铁路。但当他们在十一月三日出现在粤汉线上的嘉鱼时，武汉已陷落一周了。但第九师团随后没停下，沿贺胜桥经汉粤铁路南下。

　　八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战机轰炸了长沙和衡阳。九日、十一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

　　十一月十二日，第九师团与溯江而来的第六师团兵临洞庭湖边上的湖南重镇岳阳，在新墙河北岸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

　　中日两军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一下变得十分严峻起来。

　　十日，为贯彻蒋介石不守长沙、坚壁清野的指示，张治中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长沙市的部分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动员市民紧急疏散，带不走的物资就地焚毁。

　　接下来发生之事，事后张治中如实记录为《火变一日记》——“这篇东西是我在灾变以后几小时中记载的实情实况，没有任何—点不是忠于事实的。”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许，我正集合军营区兵役干部训练班学员点名讲话，适接蒋委员长文待参电文曰，“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待参”。旋即又接林副主任蔚文电活传谕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当时，我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指示办法，并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由保安处协助同日中午十二时许，陈司令长官辞修来说：长沙市警察岗位都没有了。我很诧异，当时亲自打电话问警察局长文重孚。他说：“只把不重要的地方撤去，重要地方还有岗位。”

　　到下午四时，酆悌、徐昆同来，拿出一焚城准备纲要。酆的意见，要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当正指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当时我以为王伟能是军训教官，恐不方便，所以改用警备队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并且说：“须在我军自泊罗撤退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再开始行动。”当时我并命明日须根据纲要，做好细则，送来核定。

　　下午约七时，副官从外面来报告我说：“街上无一岗位，有人看见警察已整队开出去。”当时我更诧异，乃又亲自打电话与文局长，质问他为什么将警察带走？又为什么将岗位撤?他回答说：“警察只集合在几个地方，并没有走。”岗位问题，仍同上午回答的话一样。

　　夜晚十点一刻，我应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为总理诞辰纪念作广播演讲。去广播电台途中，看到无论重要或不重要的地方，皆无警察岗位。我到广播电台后，即令副官王建成打电话与文局长，限他两小时内恢复全体岗位，并叫他来与我一同上街去巡查。这电话是文局长亲自接的。

　　将到十二点时，我叫副官打电话请文局长来，预备一同上街巡查，但警局电话已断，无人来接，且到处找他不着。在这时又接到副官报告说，“警察局门上用竹板钉起”，即在我寓所后面的警察局，门亦封闭。

　　将近两点了，我就寝。刚入睡，副官王建成来扣门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我立即披衣起来，看有三、四处在起火。此时电灯尚未熄灭，再过不久，约在三点钟后，火势更大，到处电话都打不通了。

　　到四时许，酆司令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

　　这火怎么就烧起来了？

　　原来，十三日零时，肩负放火使命的警备二团、社训总队均组成的一百多个纵火小分队带领汽油、煤油等燃料到达了准备位置。一部分队员想完成任务后赶紧走人，于是便急不可耐就开始将燃料浇在了房屋上。此时，市内接到误报，把日军抵达“新墙河”的消息当做成距长沙仅三公里的“新河”。

　　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此时，长沙东面和北面的日军离长沙各有一百多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陈诚都在长沙，中国军队依然在前线顽强抵抗。

　　就在这以讹传讹，市区一片紧张气氛之际，一件意外之事爆发了。

　　十三日凌晨二时许，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许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不到一刻钟，南门又有三处起火。

　　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许权问前线关麟征总部的电话，得知前方平静无事，而且南门是不举火的地点，所以许权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

　　此时，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便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

　　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描写这段文字的正是郭沫若，他也恰在长沙城中。不仅郭沫若，周恩来和叶剑英当时都在长沙，起火时他们带重要文件急忙撤离，于十三日下午到湘潭。

　　十一月十四日，长沙大火还在燃烧之时，中央社发表《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评述道:

　　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十三日凌晨三时起，即自动毁城。...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当日，蒋介石赶到长沙，召开专题会议。一是加强长沙守备，北拒日军；二是追究无令点火的责任。张治中没有下令点火，省警察局局长文重孚没有下令，徐昆也没有下令，完全是“糊涂之中”。

　　这场大火一直延烧了五天五夜。三万多人在大火中丧生，全城九成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五万六千余栋。

　　日军从空中望着一片火海，其惊骇难以言喻。

　　当火灾照片传到日本东京时，日本人一片嗤笑之声，讥之“全城如舔”。

　　然而，日本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个国家宁愿化作焦土，也决不施舍于日本人，哪怕是一砖一瓦，一谷一粟。

　　在武汉以西——宜昌，一个名叫卢作孚的人，他以一己之力在抢运物资，他只有一个理念，绝不让一铆一钉落入日军手里。

　　这才是最让日本人绝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