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晚,抗战史上最荒唐一幕上演了。
在大亚湾一家电影院,就在电影播放中间,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几个大字:“一五一师官兵迅即归队!”官兵们一脸茫然,他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但上头用这样的方式招呼他们归队,可见事情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地步。这些官兵不敢懈怠,马上火速返回师部驻地。当一五一师全体集结完毕后,师长才宣布了作战计划。原来,日军集结大军在大亚湾登陆,正对大亚湾发起猛攻。
尽管大半国土已遭受日军铁蹄的践踏,然而华南地区却一直相安无事。
毛泽东在其《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日军必欲占领武汉、广州、兰州三点,其原因是武汉中国心脏地带,广州是海上出海口,兰州则是陆上出塞口。堵住广州出海口,来自海上的欧美军援就被阻断了;堵住兰州出塞口,来自陆上的苏联军援就被阻断了。
日军侵占了华北、华东各重要地域以后,广州更成为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枢纽。因而早在淞沪会战结束时,日本大本营就决定切断这一最大的外援路线,以便削弱中国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并做好了进攻作战的准备和计划,预定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大亚湾登陆。但由于十二月十二日日军在南京长江上游炸沉美国炮舰“巴纳”号和击沉英国炮舰“莱的巴德”号引起纠纷。
日方正是唯恐国际关系恶化,根据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的建议,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决定暂时停止对广州的作战。
日本大本营虽然暂停了对广州的进攻,但为了封锁中国的海上交通和为其海军获得作战基地,并没有停止对与英、美等国关系不大的中国港口的进攻。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日军占领青岛;二月三日,占领烟台;三月七日,占领威海卫;三月十八日,占领崇明岛;五月十日,攻占了厦门;五月二十日配合徐州会战,在连云港及其附近岛屿登陆,占领了连云港;六月二十一日,日军在孤悬于潮汕外的南澳岛登陆,二十三日占领了该岛及其附近的南澎湖列岛等岛屿。
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本参谋本部在《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中,同时制订了进攻武汉和进攻广州的战略指导,明确“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
在南进之前,做贼心虚的日本人总是顾虑重重,就像老鼠出洞总怕遇到猫一样。
试探一下吧。
在中、俄、朝三国的交界处,有一个地方叫张鼓峰。
张鼓峰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沙俄在与清政府一八五八年签署《瑗珲条约》时,故意借条约不同文本偷偷把这一地区窃取。按中文条约,张鼓峰是中国领土;按俄文条约,张鼓峰划归了沙俄。
关东军小参谋辻政信认为:“在这样狭窄的地带,无法出动大批军队,因而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即使整个师团覆灭也无关紧要,这正是向苏联显示日本实力的大好时机。”
即使在关东军内,也没有哪个师团听命辻政信,愿意以身赴死。
一九三八年五月,关东军怂恿驻朝鲜军所属的会宁部队到张鼓蜂的姊妹峰张其峰修筑碉堡,二十多天后撤回。六月底,苏军突然占领了张鼓峰,在山上构筑工事,布置铁丝网。日本人认为,苏军占据张鼓峰等于拥有了可以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略要地,这样不打都不行了,但日本大本营的外交谈判方针是要求苏联撤军。为预防万一,又命令靠近这一地区的朝鲜军第十九师团出动,因为事情是驻朝鲜军惹的。
七月二十九日,日军出动二个小队的兵力与在沙草峰构筑阵地的苏军小分队发生军事冲突。随后两日,日军以二个联队约七千的兵力,配火炮三十七门,发起攻击并先后攻占张鼓峰和沙草峰,将苏军逐出该地区。
此后,一连数日,苏军皆无大动静。连续紧张了七天的日本人,准备庆功的时候,第八天,意外发生了。
八月五日,苏军以一万五千人、二百三十七门火炮、二百八十五辆坦克,配有二百五十架飞机,以蒙古骑兵战术,突然向日军包围过来,对日军狭小密集阵地铺天盖地地轰炸。
就在辻政信叫嚷着要大打一战之时,苏联方面却主动提出停战。
八月十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次日停火。十四日,日军奉命撤离张鼓峰地区。
苏军设下了打狗阵,却没将狗打死,而只是打打狗屁股。日方由此得出结论——“苏军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
然而,日军对占领华南还是心怀忌惮的,因为英美在华南有重大战略利益。
八月底,从欧洲传来消息,为满足德国占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德意志族集中居住的苏台德地区,英国、法国政府推行绥靖政策,企图牺牲捷克国家利益而将德国侵略矛头引向东方——苏联,以缓和与德国的矛盾,维护自身安全——此即发展为德、意、英、法四国“慕尼黑会议”,在捷克缺席情况下,强行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日本从中得到启示:为缓和与日本的矛盾,英美法同样会牺牲中国利益,以取悦日本。
一想到这等好事,日本人笑得合不拢嘴。
为了夺取广州,日军参谋部花了数月的心血,一再地论证,最终还是决定将战斗力极强的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调往华南。
九月十九日,大本营下达了进攻广州的“大陆令”、“大海令”及陆、海军的战斗序列: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辖第五师团(师团长安藤利吉中将,由华北调来)、第十八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中将,由华中调来)、第一零四师团(师团长三宅雄中将,由东北调来),第四飞行团,海军第五舰队等直属部队。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即以大本营的名义下达了建立第四战区的命令,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闽、粤及南宁、梧州等沿海地区的防守任务,并保护海、陆军的补给线路。
抗战之初,余汉谋将广东原有十个师,开始组编为五个军,即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等军。
由于广州地近香港,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们认为:日军如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的利益,可能引起英国的干涉,由此判断日本不会贸然进攻广州,因而虽然作战计划中提到日本有进攻广州的可能,但始终未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直到广州作战开始前,第四战区的机构尚没有建立,仅以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任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广州方面的防务。此外,又从第四战区范围内的广西抽调大批兵力至华中作战,致使华南方面兵力极为单薄。武汉会战前期,又从广东抽调四个师加强武汉的防守,所以广州防备松懈,仅有第十二集团军的第六十二军(军长张达)、第六十三军(军长张瑞贵)、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以及二个独立旅和虎门要塞部队,总计约八个师的兵力。
九月七日,广东省省长吴铁城向蒋介石报告:得到情报,日军在进攻武汉期间,拟同时进犯华南。其登陆地点似将在大鹏湾,现敌已派前驻瑞士公使矢田到香港筹备南侵计划。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指示:“敌既在大鹏湾登陆,我军应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密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鹏湾二湾之间,截断我广九铁路之...”
一个月后,十月八日,吴铁城又不识好歹地以急电报告蒋介石:“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四师团一混成旅团大举南犯,或在真日前后发动。”
蒋介石对此情报不以为然,认为是谣言,是日本的反宣传,认为广州地区不会发生大的战事,因而宽慰余汉谋道:“华南是美英经济利益所在地,日寇绝不敢轻举妄动,如日寇胆敢进犯广州,必引起美英干涉。”
这就是蒋介石的特点:自以为是。
十月九日下午,日军在第五舰队护航下从澎湖岛出发,越过台湾海峡,于十一日晚到达广东大亚湾口。
此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有一个营,黑暗中发现大亚湾日军战舰云集之时,于是电影院那一幕就出现了。
十二日凌晨二时许,日舰船全部驶入大亚湾,进至计划登陆的地区附近,既未遭到炮击,亦未发现障碍。天亮之前,各部在三十余架飞机掩护下开始强行登陆。守军一触即溃。日军在击退了淡水附近的守军后,于当日夜占领了淡水及其东、西一带。
一听说日军从大亚湾登陆,余汉谋顿时呆住了。
因为根据日军将在大鹏湾登陆的情报,余汉谋遵照蒋介石的作战战略,在广州近郊沿珠江口东岸自番禺至东莞、宝安,沿大亚湾海岸至淡水、惠阳、增城、从化各地布防。
十三、十四日,日军从淡水继续向北推进,十四日晚进至惠阳附近。是夜,日军第十八师团的第二十三旅团冒雨攻击惠阳城。驻防惠阳的莫希德的一五一师的部分官兵虽稍作抵抗,终因指挥不力,组织松散,以致惠阳失陷。
此间,余汉谋任命了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事实上,总指挥部也来不及组织起来,战斗序列也没有确定,甚至连与各部队联系的通信设备也没有。李振球在乱糟糟的局面下,便急急忙忙地带了几个参谋副官往增城朱村去设立指挥所。一面指挥李师之叶植楠团、张师钟旅张孚亨团和莫师林团等在福田附近山地,仓促选择阵地,构筑临时防御工事,以应对紧迫情况;一面收容整顿莫师溃兵。
明知远水救不了近火,军事委员会匆忙从武汉战场抽调在九江以南的粤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六军,从南浔路急运回支援广州,但却不动用空军轰炸力量打击密集登陆之日军。
十月十五日下午,日军约一个联队在空军掩护下,沿增博公路向福田进犯。这时日军以自澳头登陆以来沿途未受坚强抵抗,便不待详细之侦察与严密之部署,即展开攻击。而李、张各部是生力军,战斗准备较为充分,所占领的阵地在地形上也较为有利,故不似莫师之一触即溃,做了半天的坚强抵抗,使敌攻势稍受顿挫。日军以事出意料,乃向博罗后退,从事整顿,以图再兴攻击。李振球亦以部队临时拼凑,伤亡甚大,恐难在福田持久,乃令部队向增城附近后退,以图于增江右岸从事整顿设防。
日军知我在增城附近已有准备,又有增江地障之利,于是改变计划,以有力之一部从响水、龙门、正果、派潭、从化至花县,向广州作大迂回行动,并加紧增城正面之攻击,以抑留我军之兵力。
余汉谋获得这种情报后,乃急令陈勉吾旅向正果推进,以阻止敌之迂回行动,并掩护增城之左翼。陈旅于十七日下午渡过增江,先敌到达正果占领阵地。十九日对阻击少数侦察部队之情况,夸大为击破敌主力之战绩,并以此向余谎报,窃邀战功。
余汉谋在广州得到陈勉吾的伪捷报后,于十九日夜与参谋长王俊、参谋处长赵一肩等亲赴增城坑贝村召集前线高级军官开会,除对福田与正果之李师、陈旅等传令嘉奖外,还以为这两次战斗之胜利是我军转败为胜的关键,是彻底歼灭敌人的好机会,不自量力地将部队作了转移攻势的新部署:正面固守,左右两翼同时出击,要将敌人聚歼于增博公路罗浮山下,以达保卫广州的目的。
十月二十日早,增城正面之日军沿着增博公路直扑增城。在飞机数十架向增江右岸扫射轰炸和陆军炮兵大炮数十门轰击下,李振师、陈崇范的炮兵和蒋介石新由湖南方面调来增援的一个重炮兵团,都被炸得一塌糊涂,连大炮、战车都不能运动。而在左翼掩护作战的梁世骥师还来不及增援,李振师已纷纷向钟落潭方面溃退了。日军遂安然渡过增江,侵占增城。
日军展开主力攻击后,不及半日,正果的陈勉吾旅中央地区被突破,旋即狼狈撤退。
日军自突破增城、正果阵地后,即实行追击,以主力进击从化、花县,企图截断广州至韶关之道路。一部则沿广增公路直迫广州,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余汉谋闻讯下令紧急疏散。
当晚,第四路军总部和广东省长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带领广东省的党政军机关向粤北清远和翁源撤退。余汉谋与参谋长王俊、秘书李煦寰等于当夜分乘三辆小汽车撤退,仅留警税团及少数宪警守备广州。此时沿途市民逃难,狼狈不堪,交通拥挤,秩序极其紊乱。余汉谋责令司机要在天未亮之前驶过江村高塘。不料途中突遇空袭,敌机机枪乱射,他们三人急速下车,走向田边空地躲避,王俊的车被射中了三个枪孔。
对于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三人弃民众仓皇而逃,广东人民以民谣讥之:“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日军第十八师团不战而占领广州。
二十一日夜,第五师团由第五舰队护航,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于二十二日晨进至珠江口内,在飞机、舰炮炽烈火力掩护下,于下午登上西岸大角岛,很快攻占薄州炮台,但却遭到大角炮台守军坚强抵抗。激战一昼夜,至二十三日七时,守军伤亡殆尽,大角岛失守。日军惊奇地发现,守军仅仅只有一个营。
日军第五师团又横渡珠江,与日海军第二联合特别陆战队协同,向东岸虎门炮台进攻。守军因连续两天被日军飞机、舰炮轰击,于当晚撤走,虎门要塞完全为日军占领。此时,日军第九旅团及第一零四师团已先后占领了平陵、从化等地。至二十九日,第五师团又占领了广州以南各地,日军已完全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
日军第二十一军遂转为守势:第一零四师团位于广州东北的从化、北面的源潭墟地区;第十八师团位于广州以东的增城、东南的石龙地区;第五师团位于广州西南的佛山、西北的三水地区。
此时,蒋介石派来增援的第六十四军、第六十六军尚未到达。
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虽然兵力单薄,部署分散,但装备还算精良,且武器弹药充分。可是,未做有力抵抗或周旋,即丢枪弃地,致使日军轻易占领广州。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他也许有一万个不抵抗的理由。
但是有一人却因悲愤而自杀。
原来防守广东前线的一五三师担任由虎门至宝安这一带防线。陈耀枢的四五七旅分驻宝安、乌石岩、西乡一带;钟芳峻的四五九旅分驻北栅、居奇、沙井、新桥、楼村各地。余汉谋命令,留陈耀枢旅在宝安不动,调钟芳峻旅向博罗方面进发。钟芳峻旅所辖之九一六黄志鸿团,九一四之张孚亨团,于十月十六日由宝太公路向宁步、大朗、石马、常平沿途开进,钟芳峻于十七日到达九子潭附近。稍事休息,打探敌情,侦悉日军自陷惠阳后,未受任何部队阻击,向惠博公路日夜兼程,长驱直入。钟芳峻获悉敌人态势,于是十七日晚三更做饭,由九子潭连夜开向罗浮山麓福田之线前进。拂晓前到达福田阵地时,已看见日军沿途灯火,钟芳峻以坦克车为前导,掩护步兵行进,大部队掩蔽在小树林内,出敌不意,迎头痛击,机枪、步枪、迫击炮一时并发,响声震天,山谷雷鸣。打得日军乱作一团。不久,天色大明,日军后续部队亦继续开到,于是展开激烈的战斗。战至上午八时左右,日军炮兵已推进罗浮山上,居高临下,向中国守军射击,日骑兵亦向两翼包抄。激战至中午时分,中国军队伤亡较多,人数渐少,日军已分清形势,随即出动大批飞机向中国军队轰炸。九一六团团长黄志鸿见已无部队使用,即亲率团部特务连向日军冲锋。日军集中火力向黄志鸿射击,黄志鸿被机枪击中,身负重伤。
自福田战斗结束后,钟芳峻以部队战败,后援不继,请缨再战,又无可能。是晚行抵石滩,思前想后,不胜悲愤,即行拔枪自杀。为卫士抢救,伤后未死,但他已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见卫士离开身边,即奔出投河。以伤后淹水,无人及时拯救,发觉时,业已牺牲,经地方群众备棺埋葬石滩。消息传来,全军悲恸。
广东是八年抗战中丢得最爽快的省份,爽快得令日军都怯怯不安,唯恐福兮祸所伏。
人贵在知耻而后勇,个人如此,军队如此,国家亦如此!
广东省既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又是国民党发源之地,但是,广东省却也是孙中山、蒋介石的伤心之地,因为广东省是反孙、反蒋之基地。因此,广东省一直不受蒋介石待见。
广东省一失,武汉成为无源之地。
情报显示日军从大鹏湾登陆,为何变成大亚湾?原来,接电人员将“大亚湾”错听成了“大鹏湾”。
一字之差危害至此。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字之差,烧掉一个省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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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主沉浮》-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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