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八月，就在中日开战之后不久，一艘“麦金利总统号”客轮进入黄浦江时，船上乘客卡尔逊默默地注视着黄浦江边发生的战斗，他放弃了去北平学习汉语的计划，转而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处任职。在上海观察战场是一项既简单又令人痛苦的工作。卡尔逊和其他观察员只消在能够俯瞰苏州河的屋顶上或公共租界边缘楼房中租一个窗口，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场战争的详情。当他们看到中国军队在日本的坦克、大炮射程内英勇地进攻，又一排排倒下时，卡尔逊对身边的观察员说:“真想冲过去，捡起阵亡者的枪跟日本人干一战!”就在这天晚上，卡尔逊从几个童子军口中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当他唱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时，他感到他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此时，领事馆的同事们都不知道卡尔逊有一特殊身份——罗斯福总统私人秘密特使。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美国总统罗斯福卫队营长。一九三七年春天，卡尔逊申请第三次去中国执行任务的申请被批准了。起身前往中国前一周，卡尔逊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单独接见。此时的世界正处于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边缘。罗斯福给了卡尔逊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

　　卡尔逊问道：“官方的还是私人的？”

　　罗斯福十分亲切地答道：“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罗斯福继而神色凝重地说道：“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突变，我想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

　　淞沪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卡尔逊给罗斯福总统写信，信中说道：“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十一月，中国军队败退上海。卡尔逊的心情就像所有中国人一样沉重，甚至比中国人还失望，还颓废。就在这个时候，卡尔逊朋友斯诺来看他，见他如此失望、颓废，就安慰道：“中国并非只有国民党，还有共产党！”

　　“赤共？”

　　“是的，国民政府眼中的‘赤匪’。现在国共两党联手抗日了。”

　　“联合抗日，怎么不见他们的影子？”

　　“日本人已经看到了。”

　　说着，斯诺将一份报纸递给卡尔逊，指着报纸上豆腐块大小的文字，说道：“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成功伏击日军，取得全歼战绩。”卡尔逊看了一眼，文章就像讣告一样短小，讥讽道：“果真是影子。”

　　斯诺将自己刚刚完成《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初稿递给他，说道：“这是我一年前去延安所见所闻，也许你有兴趣看一下。坦白地说，你是我第一位读者。”

　　几天后，专程前来归还书稿的卡尔逊一进门就大声说:“天哪，埃德!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是真有那样的人，还是你凭空编造出来的?”

　　斯诺答道：“你应该相信你亲眼所见。”

　　卡尔逊激动地说：“是的，我必须去见见他们。”

　　斯诺答道：“这可不容易，你必须穿越火线，而且还要得到美国政府、中国国民政府许可。”

　　在斯诺的帮助联系下，卡尔逊持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用通行证，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和美军观察员的身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从南京出发，正式开始了他的华北敌后考察。

　　卡尔逊途经武汉、郑州、西安、淦关、临汾，于同年十二月中旬抵达山西省洪洞县高公村八路军总部，见到了由红军改编而来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他的战友们。

　　在那个寒冷而漫长的夜晚，朱德总司令如实地向这位美国友人讲述了八路军抗战的故事，没有隐瞒，没有添油加醋。

　　卡尔逊震撼地听到两个陌生的词：人民战争、游击战争。

　　日本人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什么都估量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甚至连国民党军队中师级干部都登记在册，并进行仔细分析研究。

　　日本人唯一没有估量到的是，中国人民的力量。

　　人民战争伴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马克思主义依据唯物史观的主张，从军事思想的高度来解释人民战争，认为人民战争所依持的前提有二:一是人类社会一切主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所创造，人民群众才是社会的当然主人;二是一切社会现象和过程包括战争，都只有在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意愿的前提下，才可能是公正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公正与不合理。据此，将所有的战争划分为:合乎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战争”、相对的“非正义战争”两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军事实践，全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战争理论，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的、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即是坚决依靠人民，充分动员人民，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依据根据地，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实行主力兵团(野战军)、地方兵团(地方军)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他斗争形式紧密配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最终夺取最后胜利。

　　一叶障目的日本人只看到一池水，最终日本人发现，他们在中国战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人民战争的起源仅仅源于一支军队。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北的冯家村红军指挥所，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重点提出：

　　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

　　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五、八路军的具体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毛泽东在其报告中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原则是：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的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建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

　　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必须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是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听到这，卡尔逊问道：“你们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吗？”

　　朱德微笑着答道：“从井冈山开始，我们就是战友，我们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研究，我们无话不谈。当然，我们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往往总是对的。大家基本同意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和原则，有的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彭德怀同志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表示疑义，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周恩来同志、林彪同志也都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

　　卡尔逊问道：“这么多高级将领反对，毛泽东不生气吗？”

　　朱德答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八路军会在战场上分辨出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

　　此次会议不仅确定了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而且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十一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

　　这是一个坚强且团结的领导班子，其成员几乎都为老井冈，且坚定支持毛泽东。

　　此外，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在八路军前方部队设立军委分会，受中央军委委托，为华北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由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任弼时任秘书长。在各师设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领导。

　　随后，陕北苏维埃政府宣布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首府延安。

　　另以萧劲光任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以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共计四千余人，保卫陕甘宁边区。

　　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始，毛泽东现在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心、合法地睡个安稳觉。由于陕甘宁边区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终于有条件集中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借以指导中国革命。

　　解决中国问题，不是靠一场两场战役就能解决，也不是靠一国两国的支援就能成功，要根本解决中国问题，战略高于一切。

　　毛泽东在他那孔窑洞里思考的正是真理，考虑的正是战略，而他的战友们则用鲜血甚至生命去验证其真理，去实践其战略。

　　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因此被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的圣地”。

　　站在灯塔上方，目光如炬的正是毛泽东。

　　八路军出师后，在防区问题上，一开始，“国民党要求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一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屹崂里叫日本人把我们包围消灭。”

　　随着战局的恶化，华北迅速沦陷，毛泽东决定将原来三个师集中配置在恒山山脉一区的计划，改为分散配置于山西省的四角，即：第一二零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一二九师立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和太岳两山脉中；第一一五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以此为依托，开辟根据地，开展山地游击战。

　　卡尔逊问道：“山地游击战与运动战区别在哪？”

　　朱德答道：“山地游击战，是利用敌不重视山地地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而运动战则更强调集中兵力打仗，根据地建设为次。党内大多数同志，基于对日军的愤慨，均倾向于以打运动战为主。然而，华北迅速的丧师沦地使我们前方将领看到，无论是国民党军的阵地战还是八路军的运动战都无法抵挡日军尖锐的攻势，更难消灭日军力量，只是徒然消耗自己力量。于是，我们广大将领接受了毛泽东山地游击战思想。”

　　卡尔逊问道：“这么说，这一回又是毛泽东对了？”

　　朱德笑道：“是的，又是他对了。”

　　变更后的部署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它对于八路军摆脱敌之迂回包围，扩大回旋余地，以及各师相互策应，保持战略上的主动，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粉碎日军的进攻，对于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根据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日军来说，八路军区区三个师并不在其眼里。然而，从这一刻起，华北日军噩耗一个接一个接踵而至。

　　自日军侵华以来，日军兵锋所至，中国军队进行抵抗后要不撤退要不溃退，只有拼命跑的份，绝无胆魄绕到日军后方的道理。故日军前锋线和后方之间一律被视为安全区。

　　改变日军顽固思维的是八路军。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其政治意义是巨大的。

　　平型关伏击战、阳明堡夜袭战、雁门关伏击战、七亘村伏击战、黄崖底伏击战、广阳伏击战，令日军意识到在中国国土上没有一寸地方是安全的。

　　朱德颇为自豪地说道：“这些战斗，地点是我们选择的，出击时机也是我们选择的，日军只能被动接受，被动挨打。坦白地说，这些战斗都是由师一级自主组织的，作为总司令，我是在执行中央更高的战略部署。”

　　卡尔逊问道：“你所说的中央，是指南京还是延安？”

　　朱德坦率地答道：“延安。”

　　卡尔逊问道：“就战术来说，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孰优孰劣？”

　　朱德答道：“国民党军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此打彼看，不知呼应。紧张方面紧打，兵力不足；无敌地区无事，游兵闲散。以致未能有效地凝聚力量，协同作战。八路军灵活机动，选择有利地形、有利时机作战，这是我之所长。”

　　在蒋介石、阎锡山看来，失掉太原就等于失掉了山西。当然，日本人也同样认为。但在毛泽东看来，失去太行山脉才算真正失掉山西，“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

　　太原、上海先后失陷，全国弥漫在失败的气氛中，抗战情绪低落。

　　十一月十二日，即上海失陷当日，毛泽东在其《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指出，“因此，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在此期间，中国的片面抗战可能向三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结束片面抗战，代以全面抗战。这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但是国民党还没有下决心。第二个方向，结束抗战，代以投降。这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反对。第三个方向，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这将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无法达到第二个方向的目的，因而实行其破裂中国抗日阵线的阴谋诡计的结果。他们正在策动这一着。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依目前形势看来，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这些因素是：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使中国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存在，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多数党员的要求，英、美、法顾虑到国民党投降对于它们利益的损失，苏联的存在及其援助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深切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组织起来，不但将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将克服停顿于片面抗战的因素。”因此，“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因此，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所谓片面抗战即中国国民党主张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抗战路线；全面抗战即中国共产党主张依靠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战的抗战路线。两条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在于，是打一场国家和民族的战争，还是打一场政府和军队的战争。其核心是如何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抗战，这是国共两党指导抗战、实施抗战的分水岭。

　　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就过渡期中八路军任务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

　　丙、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创造根据地；同时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并决定第一一五师除以一部创建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外，师部率第三四三旅适时转移至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零师继续创建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一一五师之第三四四旅由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说到这，朱德展开地图，细细跟卡尔逊讲解山西地理，“山西地形多为山地丘陵。北有恒山，山势峻拔，古称‘北岳’；西有吕梁山，山势雄伟，山脉连绵；南有系舟山，为太行山的余脉；东有太行山，贯穿南北，居高临下而制华北，被称为‘华北屋脊’；西、南以黄河而与内蒙、陕西、河南等省区为界。整个山西，就像一口井，日军进入山西就像进入一口井。如果我们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根据地，再沿太行山向东、向南延伸，那么在华北，将形成这么一种局面：日军占领大中城市，我们占领广大的山区、乡村、县城。”

　　卡尔逊叹道：“中国是农业社会，经济的基础全在广大的乡村中。”

　　朱德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中国任何城市，少了广大的农村，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要争夺农村，争夺农村广大农民的支持。这场战争的胜负，就在于谁能争取到农民的支持。”

　　卡尔逊似乎明白了，但似乎又不明白，手无寸铁的中国农民如何与现代化武器的日本军队进行战争？

　　但从眼前这位将军笃定的眼神中，卡尔逊似乎又看到希望，他们一定是有办法的！

　　夜很深了，卡尔逊躺在简陋的床上，寒气一阵阵袭来，可他知道，这是八路军能提供最好的条件了。

　　令卡尔逊意外的是，在这里他竟然见到了自己的老乡，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女性——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位写过《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的女士，穿着八路军军服，与女八路们生活在一起。

　　卡尔逊从武汉来，而史沫特莱却要前往武汉，因为史沫特莱在计划下一部著作《中国在反击》。

　　卡尔逊问史沫特莱：“你对中国抗战有信心吗？”

　　史沫特莱答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如此万众一心地、如此不惜生命地对抗外来入侵者，在这里，我看到了！”

　　史沫特莱告诉卡尔逊，要了解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去延安看看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人物。”

　　此后，卡尔逊见到了八路军高级将领们，任弼时、左权、彭德怀、林彪等八路军高级指挥员。

　　在近半个月的接触中，卡尔逊在朱德和他周围的士兵身上，真实地发现共产党军队内，人与人之间家庭般的亲密关系和可敬的精神源泉——友好、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他深切地感到朱德总司令具有的三种杰出的品德:罗伯特·李的仁慈、亚伯拉罕·林肯的谦恭、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坚强。当他在夜里在总部大院和朱德坐在一起吹起口琴的时候，使得史沫特莱相信他对朱德已经产生类似于父亲的感情。

　　十二月二十六日，卡尔逊背上干粮袋，在一支小部队的护送下，开始向千里之外正遭受日军疯狂进攻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