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日军已经侵吞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以及兵临首都城下，然而，日本依然未对中国宣战。

　　对是否对华宣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和军部曾反复磋商，衡量利弊，专门成立一个“第四委员会”负责论证此事。

　　中日战争爆发以来，英、美等国虽然并未对中国的抗战进行实际的支援，但相互的贸易仍在进行。特别是德国为了从中国获取战略物资“钨”仍与中国进行军火贸易。苏联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更是积极支援中国武器装备等。日本政府为阻止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确保作战行动的自由，就是否对中国宣战问题进行过多次研讨。

　　一部分侵华势力认为，由于未宣战占领地区的海关不能接收，邮政、金融以及行政等的管理均有不便。另外，不宣战还会导致中国方面由于怀疑日军的决心对建立新政权不热心，中国方面变节分子也不敢积极参与新政权。如果日本不能真正统治中国，那么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又有何意义呢？所以这部分人坚决主张果断地宣战。

　　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提出了同样问题，遭到陆、海军两位次官的反对，后者认为：宣战固然能阻止中国与第三国间的贸易，但日本从国外输入军需物资也将变成非常不自由，使得国防力量出现很大缺陷。在不宣战这一问题上，陆军省、海军省取得了难得的一致——“作为陆、海军一致的意见，是以不宣战为好。”

　　第四委员会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发布宣战对日本不利。

　　日本军界和政界打的如意算盘是：在不承担发动侵略战争恶名的前提下，被占领国心甘情愿臣服于日本的统治。

　　在占领北平、天津、上海之后，日本人骄傲地认为，眼看就要丢掉国都的中国人表示臣服的时间已经到了。

　　为了达到促使中国当局投降的目的，日本试图利用第三方来说服中国当局接受“和降”。这个第三方即是同为法西斯国家的德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时最“支持”中国抗战的正是德国——无论是销售武器还是提供军事顾问。德国考虑到，日本的行动会促使中国共产主义化，把中国赶到苏联一边，便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工作。

　　十一月二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

　　一、内蒙古自治；二、在华北建立一个沿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降低对日关税；七、尊重外国权益。

　　日方特意叮嘱强调说，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这些条件，“强使日本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时，日本将一直进行到中国完全崩溃为止，而那时的条件将大大加重。”

　　十一月三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

　　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国际大会，不想连会议主席都没人愿意担任，只能由举办此会的比利时外交大臣担任。中国代表顾维钧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恳请与会各国在道义、物质和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同时对中国提供援助。

　　拒绝参加该会的日本，却派了大量水军在国联大会会前会后散布消息——德意志伟大领袖希特勒要调解中日之冲突。

　　四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拜会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只要日本不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蒋介石掏心窝地向陶德曼讲了一句真心话：“如果接受日本的这些条件，中国政府必将无以立足，而共产党起而当政，对日本也是不利的。”陶德曼以德国一战的教训劝说蒋介石：“不能任由战局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否则将导致资源与兵源的衰减枯竭直至崩溃。”蒋介石回击道：“中国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陶德曼似讥似笑地看着蒋介石，等待着蒋的下文。蒋介石进而说道：“这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与此同时，德国还通过德国顾问福根霍孙，用蒋的话反过来威胁蒋，说：“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一定会崩溃，共产党一定会取国民党的政权而代之。”

　　这个时候，就连德国在华首席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也倾向和谈。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陷；十二日，上海亦沦陷。

　　上海失陷后，日军并没有停留在上海界内，而是向西不断扩大战果。

　　直到十三日，中国军队才艰难地退到第一道国防线——昆支线、苏嘉线，上海境内的枪声才停息。

　　这也让蒋介石稍微松了一口气，当晚，他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迁都。

　　抗倭之最后地区与基本线乃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而抗倭之最大困难，乃在最后五分钟，此时应决心迁都于重庆，以实施长期抗战之计，且可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迫订城下之盟之妄念。

　　就在淞沪会战期间，日军战机对首都南京进行轰炸，开始还是轰炸军政目标，后来就变成无差别轰炸。蒋介石不得不躲入中山陵园官邸。

　　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少数几人，在中山陵园官邸开了第一次高级幕僚会议。

　　此次会议，刘斐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日军利用它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必然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线、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西进。南京位于长江弯曲部，地形上背水，敌人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形势下，不易防守；而且中国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也难以恢复战斗力。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南京进行决战。建议在南京作象征性的适当抵抗，然后立即主动撤退，使用兵力不超过十三个团。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何应钦、徐永昌亦表示同意。此次会议未作最后决定，仅同意淞沪会战中损失较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

　　第一次会议两天后，即十六日，南京召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这次会议中多了大本营军事训练总监兼军法执行总监唐生智、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人，会议上开始争论南京问题。

　　蒋介石首先便问李宗仁：“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你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答道：“我不主张守南京，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上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蒋介石转而问白崇禧，“健生，你看呢？”

　　白崇禧答道：“正如我前次会议所言，我也是不主张守南京的。”

　　蒋介石又问何应钦和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是。

　　蒋介石站起身，面对着总理肖像久久地看着，过了一会儿，又转回头，以无比悲戚的口气说道：“诸位莫忘了，我们现在身处何处！”

　　大家都知道，为了躲避日军轰炸，与会人员几乎都住在中山陵园。

　　就在大家沉默之际，唐生智忽然而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总理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生智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蒋介石闻言大喜，满目含泪地看着唐，说道：“孟潇兄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吧！”

　　正当此时，深居简出、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到会场，操着福建官话说：“诸位，我马上就要上军舰到重庆去了，白天日本飞机轰炸的厉害，军舰没法开只好夜里起航，我这就向诸位告辞了。”林森顿了顿，深情地说：“我老了，今生再回南京，不做此想了，你们一定要抗战到底啊！”

　　林森一时情难自抑，全场鸦雀无声。

　　这时有人起立说：“重庆乃重生之意，迁都重庆，乃更生之兆，最后胜利可操胜券。”

　　林森听后，含泪而走。

　　林森的到来和离去，使得会场更增了一层悲壮之气氛。

　　同一天，日本内阁也在举行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

　　由于日本在华战局的不断扩大并有向长期化发展的可能，日本目前的领导体制已不适应战争的需要，政府与军方、陆军与海军之间往往发生矛盾，必须成立一个最高统帅机构，才能使军方与政府以及陆军与海军之间经济保持紧密联结和协调——“而使有关政治、军事求得一致，消除某些裂痕和矛盾，达到政界的战略一元化。”为此，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废除只适用于战时的《战时大本营令》，重新制订一个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事变之际，按期需要可得设置大本营的《大本营令》。规定：陆、海军大臣既作为国务大臣参加内阁，又作为统帅部之一员置身大本营，负责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大本营纯属统帅之府，国务则统属于政府，两者职能范围分界严明，收拾时局问题等主要政务固在政府，但应先在大本营内由陆、海军当局对其基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然后移交政府。

　　这一规定，使得用于战争的机构——大本营，决策机能高于政府，而使政府沦为实际上只是一个为“大本营”办事的执行机构。

　　日军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就设立大本营事宜联合上奏天皇，得到批准。

　　十一月十七日，“军令第一号制定大本营令”下达：

　　朕制定大本营令，命令施行。第一条，在天皇旗之下，设最高统帅部，称之为大本营。大本营于战时或事变之际，按其必需而设立之；第二条，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各为其幕僚之首长，运筹军务机密，策划作战，基于最终之目的，以图陆、海两军之策应与协同；第三条，大本营编制及勤务另定之。

　　大本营的设立，使得日本军人进一步掌控了日本国家的决策权力，巩固并加强了法西斯政权。

　　对于日本人抛出的和谈绣球，此时国民党内涌动着一股主和之声。

　　年逾六旬的同盟会元老、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不顾战死沙场的将士英魂，不顾国家民族气节，恬着一张老脸，大声疾呼：“你们不敢签字，我居正签字！”

　　与此同时，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对于中日和谈，更是向蒋介石敬献八字：“天赋良机，乘风转舵！”

　　蒋介石的态度呢？

　　“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尤甚者，此时尚能议和乎？”

　　下定决心之后，蒋介石反而一身轻松，主动要求夫人宋美龄与他下一盘棋。这个时候，两人内心是淡定的，脸上是充满微笑的，毕竟尊严地死比屈辱地活着更让人轻松自在。

　　十一月十八日，第三次最高幕僚会议在南京召开。此时蒋介石已经拿定主意，一开场就坚定地表示：“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国府所在地，经过十年缔造，为国际观瞻所系，又为国父陵寝所在，断不能不战而退，拱手让敌，这样对国内外都说不过去，应当死守。”随后蒋问道：“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

　　会场随即一片死寂。

　　蒋介石等了许久，见没有人站出来，于是他以无比悲怆的口气说道：“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

　　这个时候，又是唐生智站起来，以无比感慨口气说道：“军人以身许国，值此危难之际，何能苟且保全。抗战以来，在战场上，我国中下级干部已牺牲不少，但还没有一个高级将领为国捐躯！既然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拼了这条老命，坚决死守，誓与南京共存亡！”

　　唐生智，湖南永州人，自北伐攻占武汉始，唐生智就天天反蒋，是国民党内反蒋急先锋。蒋介石有次到湖南，火车从山里穿隧道过去，有人就建议唐生智把隧道一炸，可以把蒋介石埋在里面。结果唐生智训斥道：“明人不做暗事。要打蒋介石，就在战场上见真章，绝不能搞这种暗杀的伎俩。”这句话就传到张治中那里，张治中又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听了很感动，就表示要跟唐生智结拜兄弟。“九·一八”事变后，蒋、唐二人找到共同敌人，方才一笑泯恩仇。

　　蒋介石一生最佩服的人和最惧怕的人都是湖南人，前者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后者是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

　　蒋介石将自己一生最大敌人定位为毛泽东的同时，却极其信任湖南人。

　　蒋介石的灵魂导师即曾国藩——“行军之道，择将为先。”

　　唐生智能担负得起守卫首都之重责吗？

　　毕竟，除了北伐时打过几次漂亮的仗外，唐生智后来一直是败多胜少。而且，唐生智已经将近八年没带过军了。

　　蒋介石一时下不了决心。

　　会后，反对守南京的李宗仁若有讽刺地跷起大拇指，对唐说：“孟潇，你真了不起啊！”唐则反唇相讥：“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

　　十八日这一天，布鲁塞尔，在国联大会上，顾维钧在大会上将半个月来的会议成果作一总结陈词：

　　“我国此次抗战为保卫国土与主权，亦为维护条约之尊；即为自身谋生存，亦为国际谋安全。数月以来，并力挣扎，只以敌人武器优良，我军不得不变更战略，向后移动。兹为长期抵抗起见，政府决定移驻重庆，但仍坚守南京及南京以西之阵地，决不为牵动。事变以来，我方措置悉凭正义与条约，确信国联与九国公约签字国必能遏止暴日之侵略，虽属间有他方微露调停之意，亦应既已诉诸国联与九国公约当事国，断然拒却，而各国迭次会议仅贬词谴责，未见实效。各国对我物资相助不谓不佳，惟运输迟缓，阻碍横生，甚至越南拒绝过境。我虽继续拼死抗战，但已渐至人尽力竭之时，筹得精良机器已将无用。故各国不欲解决远东问题则已，如欲图谋办法，惟在此千钧一发之间，助我之法：一为对我接济与对日制裁；二为武力干涉。接济已如上述，制裁固属进一步办法，但若迂缓，迨日方感觉制裁之痛苦，我方殆已不能支持，而日人自此志沸气高，各国在华地位与市场将根本丧失，有关系国应认清今日局面，苟非由具有实力之国家对日施以武力威胁，决难有合理解决之望。实则各国只须采取共同威胁阵线，日方当可立即转圜，各国不致遭受若何牺牲...”

　　正是收到顾维钧来电，经过一夜考虑，十九日下午，蒋介石又找到唐生智，说道：“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唐生智答道：“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蒋介石立即问道：“你看把握怎样？”唐生智凝重答道：“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蒋介石遂下定决心，委任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

　　十一月二十日，对和平再无希望的中国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文告：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

　　吾人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就在发布文告的同一天，对国联会议、对和平几近绝望的蒋介石给高级将领一道密电：“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布鲁塞尔传来一个惊人消息——休会！

　　布鲁塞尔会议终因开不下去而宣布休会了——美国代表戴维斯谓仅系休会，而非结束。但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没有开完的会议，国联从此退出国际舞台。会上，各国代表除了苏联赞同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外，除了纽西兰称中国为被侵略者外，其他信仰上帝的西方列国只能一脸抱歉地看着中国代表，让中国自求保重。

　　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布鲁塞尔会议，即没有将日本定为“侵略国”，甚至在冠冕而空洞宣言中拒绝加入“各国考量共同行动”一语，而只是表达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共同态度”——“就法律而论，此次冲突实与九国公约暨非战公约之签字国有关；就事实而论，实与全世界所有国家有关。日本为干涉他国内政而使用武力，即无法律依据，且此项权利一经公认，将永为纠纷之渊源，在这种情形之下，各国不得不考虑其共同态度。”

　　这个时候，日本的战略物资不是来自德国，不是来自意大利，而是来自美国——日本战争所需的战略物资百分之五十四来自美国。此时，旧金山码头日夜繁忙装运的正是前往日本的货轮，其规模之大、利润之丰厚，让经历大萧条的美国人又重临天堂。

　　对此，宋美龄对美国的广播中这样坚定地说道：“中国人在懦弱的污名下，苦苦挣扎了很多年，现在，我们将一直战斗到胜利，或折断双腿倒下！即使是我们美丽的土地，及悠久的历史和它的渴望淹没在血泊中！”

　　国联会议如此草草收场，无疑被视为日本政治上最大胜利！

　　这个时候，日本再无顾忌了，即使是进攻一国首都！

　　一脸喜悦的参谋长总长载仁亲王带着大本营的合议，来到天皇面前，以无比凶狠而自信的口气说道：“进攻南京势在必行！”

　　裕仁天皇毫不犹豫就盖了御印。

　　结果，进攻南京就成为一道御旨。

　　此时，南京要员唯恐不及地撤离南京，南京数十万民众惊慌地逃离南京，然而年近半百、一生信佛的唐生智不仅自己留下来了，而且将他全家老少也都留在南京城——“如果这是一个修罗场，那就将我焚化吧！”

　　一场腥风血雨即将降临中国首都——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