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日本大本营，还是国民党当局，谁都没想到，淞沪会战会越打越大，大到双方都无法后退一步。

　　八月二十日，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晋见天皇，向其报告在华兵力部署情况及作战计划。

　　此时，载仁虽然已经七十二岁了，两撇胡子依然高傲地上翘着，极为精神，他在腹内重复了两遍来前背诵的滚瓜烂熟的内容，便以十分恭敬的口气温和说道：“现在在华使用的兵力，华北八个师团，上海五个师团，中央直辖一个师团，国内控制有预备对华作战的三个师团...”

　　裕仁天皇打断道：“满洲呢？”

　　载仁一顿，忆了一会儿，说道：“满洲国驻有帝国部队第一、二、四、十二师团，原驻满洲国的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作为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军团，已经入关作战了。”

　　裕仁天皇听了心中不满，因为他真正担心的是苏联出兵干涉。

　　载仁继续说道：“现在对华已派出的陆军兵力，华北约三十七万，上海约十九万。”见天皇不言一语，他继续说道：“作战方针：大致以十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与上海两方面发动攻击，务必给予重大打击，造成使敌人屈服的形势。”

　　裕仁天皇不满地问道：“形势？”

　　载仁见天皇连续打断他的话，气恼起来，以激昂的语气说道：“以上作战不能达到目的时，即使形势有所变化，也要停止陆上兵力的积极作战，以各种其他办法挫伤敌人的持久作战意志，同时节约直接对华作战的兵力，将必要的部队调到满洲及华北待机，整顿对俄作战的准备，以备战争长期化。上述积极作战与持久作战，预定以十月底为界限。”

　　说完这个，载仁方才抬头看眼前这位年轻人——虽然裕仁已经三十六岁了，但是在七十二岁的老人眼里，这位无所事事的天皇还是毛头小伙子。

　　裕仁脸上无丝毫兴奋之色，这令载仁极为不满。

　　裕仁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第二天，中苏两国就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又一周，此条约在南京、莫斯科同时发布。

　　在关内动用如此多部队，日本天皇唯一担心的是苏联出兵。早在七七事变后，天皇就问载仁：“万一苏联出兵怎么办？”载仁的答复是“没办法”。

　　自此，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就成为悬在日本人头顶上达摩之剑。

　　十月一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四相召开四相会议，决定有限度地扩大侵华战争，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规定“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应采取适当的手段，使用兵力，占据要地”，并认为，通过十月间的强大攻势作战，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膝求和。

　　战场之外有个更大的战场，此即外交战场。

　　十月二日，蒋介石特使胡适与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

　　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

　　胡适答道：“在我来前，蒋先生告诉我，‘虽然我们不愿打仗，但是日本人愿意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

　　罗斯福又问道：“你们的人民，你们的士兵，愿意打战吗？”

　　胡适答道：“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可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战士，愿意为国而战！”

　　罗斯福厌恶战争，尤其厌恶殖民战争，他陷入沉思之中。

　　胡适动情地说道：“日本侵华，不仅侵害了中国主权，而且破坏了世界和平。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王正廷说道：“中国维护和平的方针不会变，中国的抵抗是不得不进行自卫。”

　　罗斯福以为中国人会向他提出具体要求的，但是，没有！他们二人说完此话后，平静地走了。罗斯福早已准备的拒绝之话，只好吞咽下。

　　早在一九三五年，在意大利发动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的前夕，美国国会内外的孤立主义派利用美国人民不愿卷入新的战争的和平情绪，推动国会通过第一个中立法，规定：“在两个或若干个外国之间发生战争时或在战争过程中，总统将此事宣布，嗣后凡由美国或其属地之任何地点把武器、弹药及军事装备输往交战国港口，或输往中立国以转运至交战国者，均属违法。”到一九三六年二月底该法期满时，国会随即通过第二个中立法，将第一个中立法有效期延长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并补充禁止向交战国提供贷款的条款。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国会通过第三个中立法，除前两法规定的内容以外，又规定中立法适用于发生内战的国家，授权总统判定战争状态之是否存在，不仅有权禁止武器输往交战国，而且可以禁止任何货物输往交战国。

　　这里指的“交战国”，不仅指侵略国，还包括被侵略国，即美国的“中立法”对侵略国、被侵略国是一视同仁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罗斯福没有像以往那样根据中立法宣布武器禁运。罗斯福对此解释是，“如果我们宣布了中立，情况又将如何呢？日本固然不能从我们这里购得任何军火，实际上它现在也并没有购买军火。中国则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英国采购，经由英国、新加坡、香港向我们采购军火。毫无疑问，美国军火今天正在运往中国。”

　　淞沪抗战爆发之时，美国第一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当时正在上海，目睹了战争给上海造成的破坏和给人民造成的伤害。当两位中国人走了之后，安娜对丈夫说道：“亲爱的，你总得做点什么。”

　　三天后，即十月五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说道：“最近世界政治形势日趋险恶。人类对于永久和平之期望，已为大难将临之观念所摧毁。其初系不法干涉他国内政，或违反条约，侵略他国土地；驯至今日，愈演愈甚；未尝宣战，又无警告或理由，而多数无辜之平民妇孺，竟横遭空军之轰炸残杀，多数之船只，正任意被潜艇击沉。”罗斯福沉痛地呼吁道：“不幸的是，世界上这种无法无天的传染病正在扩散...，当传染病开始传染时，社会就会联合起来把病人隔离，以制止疾病传染扩散，保护整个社会健康...”

　　这既是著名的“隔离演说”。

　　十月六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美国已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华行动不合国际关系之原则，并违反《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之规律。”

　　罗斯福的演说和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在美国国内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美国的六个主要和平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抗议罗斯福把美国人民引上世界战争之路。一些和平组织发起了二千五百万人的签名请愿活动，提出“把美国置于战争之外”的口号。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决议，宣称“美国工人不想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美国《费城问讯报》的一次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众、参两院的议员们以二对一的比例反对美国干涉中日战争。两名众议员甚至提出要对罗斯福进行弹劾。

　　在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猛烈攻击下，罗斯福迅速降低了调门，当记者问他是否考虑制裁时，罗斯福回答说：“制裁是一个难听的字眼。它已被抛弃了。”

　　事后，罗斯福心有余悸地对他的幕僚说：“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你正试图带领人们前进时，回头一看——后面却空无一人。”

　　然而，罗斯福演讲却意外地得到英国回应，英国政府旋商得美国政府之同意，于十月十日请比利时政府出面邀请九国公约签字国在布鲁塞尔召集会议，被邀请者有英、美、法、葡、荷、意、中、日及加拿大等十九国，同时邀请非公约国苏联、德国参会，定于十月三十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除德、日两国外，其他国均表示接受邀请。

　　正是在此国际环境下，中日双方在华北、华中都投入了重兵，日方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中方则希望获得国际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