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省,辖境相当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市延庆县,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东境。
平绥铁路自北平经察南的张家口、晋北的大同,至绥远西部的包头,是联系华北与蒙疆的大动脉。
平绥路东段的重镇南口,位于北平城西北四十五公里处燕山余脉与太行山的交会处,是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是北平通向大西北的门户。这一带地形复杂,崇山峻岭,关隘重叠。从南口经居庸关西行至宣化、张家口,为一东西狭长之盆地,南北多山,中央凹下,平绥铁路横贯其中,并有公路相辅行,形成连通西北、华北及东北的交通干线。南口的南北两侧,又是筑在高山脊背的内外长城,山上仅有羊肠小道穿行,属“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天险之地,被称为“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门,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
南口因此成为日军由北平进入察哈尔省必争之地。
察哈尔省原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驻守,被迫签订《秦土协定》后,第二十九军退出察省,后来日本为推行华北自治,又将察省归还第二十九军管辖。
七七事变发生前、后,第二十九军第一四三师驻守察省。
卢沟桥事变愈演愈烈之际,南京的中央军部经过研判,断定日军将南下平汉,或北上平绥线,也可能双管齐下,同时并进。此时中方在平汉线已经调集了数十个师严阵以待,相比之下平绥方面的兵力就显得相当单薄。
七月二十九日,即北平、天津失陷当天,国民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华北局势和政府方针。
关于察、晋、绥三省作战问题,会议决定:以刘汝明所部与高桂滋所部合编为察省守备兵团,负责收复绥东、察北;汤恩伯部向宣化、怀来集结为预备军。以上两部统归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骑兵第六师归马占山指挥。骑兵第三师与骑兵第七师合编为骑兵军,何柱国为军长,使用于察北地区。
以上这些部队,既有西北军和晋绥军,又有中央军和东北军,尤其是西北军和东北军不受或很难受中央统辖。虽然,蒋介石中意于嫡系汤恩伯,但汤恩伯指挥不了除中央军外任何部队,因此,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就成为了总司令的唯一人选。
要进行平汉路作战,日军就必须首先解除北面威胁,将蒙古、察哈尔连成一片,从而形成对山西、河北由北向南压迫之势。
正是考虑以上可能,八月初,毛泽东针对日军可能在华北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向国民党国防会议提出了《对国防问题的意见》,由周恩来等交给了国防会议,其中第一条即:“甲、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没人相信毛泽东的判断。
就在中国军队主要布防于平汉路时,华北日军却将主要兵力用于平绥路作战。为此,日军以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和大泉支队、堤支队,航空第二飞行集团,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又以第五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参加平绥线东段作战。
即日军集结了相当于三个师团兵力进攻察哈尔。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东条英教作为大本营的参谋,辅佐日本陆军大将、大本营陆军参谋总长川上操六,以“智将”闻名,被称为参谋部内的英才,他所著的兵书《战术麓之尘》甚至被称为陆军之宝典,由于受人排挤最终以中将身份退役,郁郁寡欢。
东条英教连生两子都先后夭折了,第三个儿子即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自小就因顽劣性格和不断的惹是生非,其父母对他的教育基本靠打,有时男子单打,有时女子单打,有时男女混合打。
正是由于暴力家教,养成了东条英机凶狠残暴的性格。
东条英机从陆大毕业时已经三十一岁,由于其糟糕的成绩,石原莞尔背地里称呼他“东条上等兵”。虽然性格残暴,然而东条英机却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记这记那,那模样就像他要打小报告,实际上,东条英机擅长搬弄是非。
日本陆军部很少人喜欢东条英机,除了统制派灵魂人物永田铁山。于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五十一岁的东条英机被踢出东京,到中国东北担任关东军宪兵司令,指挥二百多人的队伍。
正是侵华战争,给了东条英机咸鱼翻身的机会。
第五师团,又名广岛师团,是日军最早的七个师团之一,是日军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该师团辖第九旅团和第二十一旅团。师团长正是九一八事变三大元凶之一的板垣征四郎。
在日本陆军中流行这么一句话:石原之智、板垣之胆。
板垣出征前,他想在华北继续他在东北的神话,然而,给他送行的石原却泼了冷水:“你的钢刀将会碰到硬石头。”
八月一日,蒋介石正式下达命令,任命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为副司令,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
二日,蒋介石令中央系李仙洲第二十一师与西北系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合编为第十七军,高桂滋兼该军军长,归汤恩伯指挥。
汤恩伯,浙江武义县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所尊奉的治军格言是清末名叫胡林翼的“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由他任军长的第十三军是他的起家部队,该军下辖:第四师,师长王万龄;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汤恩伯都曾担任此二师师长。
师长王万龄、王仲廉都是黄埔一期生。
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之后,阎锡山邀请中央军进入山西,陈诚率十万大军来援,结果,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就赖着不走了,被蒋授予陕北剿共善后办事处主任,率部驻绥远省集宁县,成为晋绥军脖子上卡着的一根鱼刺。
因此,无论是西北军还是晋绥军,对汤恩伯都没有好感。
此时,国民党对全国军队进行统一整编,以第二十九军第一四三师和独立第四十旅合编组成第六十八军,刘汝明任军长,下辖:第一四三师,刘汝明兼任师长;独立第四十旅,夏子明任旅长。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决采取重点配置、纵深设防的部署,由东向西依次部署为:汤恩伯第十三军布防于南口、居庸关、德胜口一线;高桂滋第十七军防守赤城、延庆、怀来一线;刘汝明第一四三师驻守张家口;傅作义第三十五军协同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在击败张北后方的日军后,转向南口地区作战。
八月二日拂晓,汤恩伯从集宁乘专车,于十四时抵达张家口,在郭磊庄车站与刘汝明、高桂滋举行军事会议,商定了南口、张家口及独石口一带的防务配置。决定部署如下:
1.西自洗马林,沿蠢恳台、神威台、常峪口,东迄关底止,由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担任,其主力控制于宣化、张家口。
2.自龙虎关起,沿赤城至宁疆堡,由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担任,其主力控制于雕鹗堡、赤城等地。独石口由副总指挥刘汝明派骑兵部队警戒。
3.自清安堡起,沿永宁、延庆至南口止,由第十三军之第八十九师担任;第四师位置于沙城以北地区,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
以上各项决定,约定八月五日完成。
整个防区面积大、兵力少,呈V型部署,南口就在V底。由于南口是整个防御战的重中之重,所以蒋介石以嫡系部队第十三军防守南口。
第十三军抗日热情高、决心大,八月一日从绥东出发前,大家把自己所有多余的东西全部抛掉了,除了在战场所需要的武器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带,以示决心。然而,当满载第十三军的火车经过刘汝明驻守的张家口时,却被刘汝明拦截:第十三军去南口可以,但不能从张家口通过,理由是:“恐大军过境,日方借以启衅。”
南口原本属于刘汝明防区,汤恩伯部替刘汝明看守张家口大门,为何刘汝明要拒绝?事情回到两周前,七月十六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自原籍返回北平,察省主席兼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十七日由张家口前去看望。
此时,虽然平津丢了,宋哲元依然幻想与日仍有妥协退让空间。刘汝明的刁难,正是受宋哲元影响之故,生怕中央嫡系军进驻南口引日军入察省。
然而,通往南口只有张家口一条道。无奈之下,汤恩伯只好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立即将汤恩伯的电报转发给整日骂人高喊抗战的冯玉祥那里,令其难堪。最终,冯玉祥请出原西北军将领鹿钟麟亲赴张家口调解。年过半百的鹿钟麟冒着被日军炸死的风险搭火车从大同来到张家口,费了不少口水解决了此事。
这就是为何宋哲元在“七七事变”时处理不当、反应迟钝,然而,蒋介石依然要任命他为第一战区第一集团总司令的根本原因。
时间就这样被白白耽搁了四天。等刘汝明放行时,自八月二日起,日飞机开始轰炸南口、张家口一带及其间的交通要点。白天火车不能行驶,第十三军的运输只能改在夜间,且一天只能运一趟,一趟只能运一个团。至八月五日,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师才全部到达南口前线。
第四师副师长陈大庆率部到达南口外围时,南口周围已是一片混乱,百姓纷纷逃亡,陈大庆连个向导都找不到。于是他亲自带人勘查现场,摸清了南口的地形。他在横岭城,组织了临时司令部,架设了军用电话线,指挥部队进入作战地域,同时向汤恩伯报告了南口周边阵地的设防布署。
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率部在南口主阵地设防,到达怀来一线后,他带领副师长、参谋长、旅、团长等人,同往南口及两翼山地视察,发现刘汝明驻守部队早就撤走了,且无防御阵地,只有秦始皇老人家在世时修筑的一段长城。除了这条长城以外,剩下的就是军阀混战后留下的一些破烂不堪的工事。最新的也是西北军在一九二六年留下的老旧工事,至今已经超过十年时间,木质的部分全部腐烂,根本无法再用。
王仲廉决定利用南口一带多崇山峻岭、关隘重叠的复杂地形,配置纵深阵地,缩小南口正面防御阵地,固守两翼高山,将南口车站、龙虎台、大红门等地改为前进阵地,而将主阵地移至南口两翼山麓、山腹。由于布防于高山深隘之中,山石坚硬,能搬得动的石头都让大秦民工搬去筑长城了,时间又紧,只能挖一些简单的壕沟掩体,或仅堆石为垒,聊作遮蔽而已。
八月六日,蒋介石致电前敌总指挥汤恩伯,“如南口能固守半月之久,则各方应援,皆可发兵矣!”
从这一天起,汤恩伯开始盯着怀表看时间,时间走得无比地慢。
第十三军于八月七日晨全部到达南口地区后,按照预定计划进入阵地,军指挥所设在百里之外怀来。
从七月三十一日始,日军沿平绥线推进,在昌平集结重兵,准备由东向西进攻南口。
攻击南口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
独立混成旅团是日军的一种旅团编制,不隶属于某个师团,遂行独立的战斗战役任务,多为守备部队,配属了骑兵、炮兵、工兵等各种单位,配备轻便步兵武器,主要用于山地作战,兵力达六至八千人。
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拥有野炮、山炮各一个大队,是火力强化的野战旅团,辖独立步兵第十一、十二联队及特种部队,旅团长为铃木重康。该旅团以单独执行任务的强悍以及攻击意志的凶狠而著称。
早在八月四日,日军就向南口阵地正面的制高点龙虎台发起攻击。
守卫龙虎台的是五二九团,团长罗芳珪,湖南衡阳人,黄埔四期。罗芳珪团作为先头部队从蒙古乌兰察布盟南部紧急出发,挺进张家口,抢在敌寇到达之前占领南口险隘。罗芳珪团镇守的南口火车站,南口村,和龙虎台这一带,正面防御近十公里,兵力非常薄弱。其主要前沿阵地,从上下看都是平原,但身入其中,却发现其实是沟壑纵横,有利于守方。
日军先是用飞机和火炮对我阵地进行猛烈轰击。五日以后,日军的攻击阵容中增加了坦克,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日军步兵开始强攻,龙虎台阵地出现了反复争夺的拉锯战。
八月七日,日军采取空军集中掩护,步兵分散成小组向龙虎台顽强推进的战术。因为久攻未下,这一天的黄昏时分,日军使用了毒气弹,龙虎台上的我军一个加强排全部中毒阵亡,日军在付出包括一名联队长在内的伤亡后爬上了龙虎台。师长王仲廉亲率军部补充团的一个营增援南口车站,并命令罗芳珪的五二九团二营营长李瑾带领两个连连夜反击龙虎台,打死了二十多名日军,活擒两个,以伤亡五十余人的代价把龙虎台夺了回来。
同日,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顶着日军炮火轰炸来到南口。此时,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师和朱怀冰的九十四师还在来路上。
铃木信心满满,誓言三天结束南口战斗,一个星期攻占张家口结束平北战事。然而,令铃木想不到的是,中国军队的抵抗韧性远超过其想象,单单是龙虎台战斗就打了四天,阵地反复易手,十荡十决。
八月八日,晨,日军炮火对龙虎台阵地实施猛烈轰击。晚,汤恩伯决定放弃南口车站,把防御重点放在龙虎台。次日拂晓起,日军连续以炮火轰击,并在坦克掩护下,步炮协同,使用小兵力向中国阵地多路渗透。日军炮火连日轰击,我阵地一片焦土,伤亡惨重。我军组织机动部队日夜袭扰,日军攻击放缓。
十日,日军发动总攻,龙虎台首当其冲,在飞机、大炮轰炸下,龙虎台暗无天日。轰炸停止之后,日军步兵冲上了龙虎台,正当日军将战旗插在龙虎台时,突然发现中国军队从一个个沟壑里冒出来,冲向日军,展开肉搏,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血战,中国军队守住了龙虎台。
战斗至此,铃木不得不重视中国这支军队。
一份日军制作,日期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的支那军队调查表中,详细标注了第八十九师师长、参谋长等高级军官的姓名,并附有该师步枪、轻重机枪等武器数量,以及该师人员的征募来源地点。日军结论是:第八十九师训练良好、战斗力强。
十一日,日军主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继续猛攻南口守军阵地,另以坂田支队一个大队绕南口镇向其西侧地区的长城线助攻,并以一部在南口以北德胜口佯攻。每一个阵地上都发生了近距离的肉搏战,到天色昏暗时我军已经伤亡数百人。
十二日,日军的增援部队抵达战场。日军立即集中起五千多步兵、三十多辆坦克和大量的火炮,向南口、虎峪、苏林口、德胜口等我阵地发起全线进攻。
日军坦克喷着火舌,机枪子弹打上去,不伤皮毛,用山炮轰,还是不起作用。坦克以其势不可挡之势向前碾压,在龙虎台与南口之间,一个排的中国士兵全部阵亡,阵地被日军从中撕开。
团长罗芳珪见阵地将被攻破,一面下令官兵拼死阻击,一面挑选精兵,分成两批:一批带集束手榴弹,滚身接近坦克,用手榴弹炸毁履带;另一批利用履带毁坏之时,攀上车顶,用手枪向瞭望孔内射击。眼看着一个个弟兄倒在敌人的坦克面前,五二九团七连连长隆桂铨杀红了眼,他带着手下的六十多名士兵,扑向敌坦克,攀上坦克,掀开铁盖子,将手榴弹塞进,并死死压住铁盖。里面的日军就像蒸笼里的毛蟹,除了挣扎别无办法。就这样,他们用血肉之躯与坦克搏斗,硬是打掉了六辆坦克,先后六次夺回龙虎台阵地。在龙虎台阵地上,七连官兵几乎全连殉国,连长隆桂铨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此时,五二九团已经苦战八天,全团仅剩下四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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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主沉浮》-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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