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四月，关东军司令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决定：把华北五省建成为统一的自治地带，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自治区域。这个方案得到东京的批准，名曰“华北分治”。

　　随之，通过《何梅协定》，日本逼迫国民党中央军退出华北。

　　由此一来，虽然华北五省名义上仍归属于南京政府管辖。但实际上，山西、绥远由阎锡山管辖；山东由韩复榘管辖；平津、河北、察哈尔则由宋哲元之第二十九军管辖。

　　华北自治运动是由一位跳梁小丑率先出台敲锣打鼓的。

　　殷汝耕，在国民党中有很显赫的历史，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二次革命。护法政府成立后，被委为驻日特派员。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随蒋介石前往日本，担任翻译一职。《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签订，殷汝耕始终参与其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土肥原的策动下，滦榆公署专员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没过几日，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务长、主席。

　　有了这先例之后，宋哲元在日本人土肥原的逼迫下，经南京政府批准，也于十二月成立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冀察两省由此进入半自治状态。

　　日本正是要利用冀察两省吸引鲁晋绥三省加入华北自治活动，以达到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目的。

　　熟料，无论是宋哲元还是阎锡山还是韩复榘，虽然与日本人眉来眼去的，但是真正要挂牌当汉奸，还有许多顾虑。

　　进入一九三六年，日本政局剧烈震荡着。

　　自犬养毅首相被杀之后，日本政坛越来越被军人所把控，日本政治越来越趋向法西斯化。

　　日本陆军中有两个主要派别。

　　一派主张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内阁，由天皇依靠军队直接进行统治。由于他们开口闭口不离皇道、皇威，故被称为“皇道派”。其成员多为现政权中没有地位、来自农村并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中下级军官。其灵魂人物为北一辉，主张通过政变方式控制政权，实行军部控制的法西斯独裁。

　　另一派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认为血腥的军事政变不利于军队和政局的稳定，主张运用军部的现有地位，在对外侵略战争中逐步扩大势力，以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改造国家，建立军部控制的法西斯政权，被称作“统制派”。这一派占据了陆军中上层，代表人物有永田铁山、林铣十郎、东条英机。

　　其实两派在改造国家、建立法西斯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的方法、步骤方面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由于主张得到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统制派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林铣十郎接任陆相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任战地指挥官，又把统制派中坚人物永田铁山提升为军务局长，这是仅次于陆军大臣和次长的实权职位。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永田铁山正在同东京的秘密警察头子会谈，门突然被打开，见一位中佐戴着佩刀杀气腾腾地闯进来。永田厉声喝道：“八嘎，你的，干什么的？”相泽并不答话，而是直接抽出军刀，向永田劈去。永田敏捷地避过了这一刀，跳起来向门口跑去，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精通剑术的相泽并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的背上。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其钉在门板上，结果了永田的性命。

　　这位秘密警察头子吓得瘫在地上，想跑跑不动。

　　相泽朝他微微一笑，然后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永田的脸上。直到这时，闻讯赶来的宪兵蜂拥而入。相泽面带着微笑被带走了。

　　此次事件被称为“相泽事件”。

　　皇道派认为促使上层改变决策的唯一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刺杀。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深夜，天降罕见鹅毛大雪，东京城一片寂静。翌日，凌晨五时，九名皇道派政变军官带领千余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夺取了步枪、机枪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一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头去刺杀“天皇周围的坏人”——统制派。

　　这次刺杀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前首相、海军大臣斋藤实被杀，前首相、财政大臣高桥是清被杀。西园寺公望也在被刺杀名单中，但是，最后一刻，政变士兵饶恕了这位“最后的元老”。

　　最终，政变被扑灭，皇道派遭到沉重打击，统制派彻底掌握了陆军实权，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这不仅是因为同属法西斯派别的统制派牢牢掌握了军部大权，而且内阁也被以新首相广田弘毅为首的文官法西斯集团所控制。

　　广田三原则正是此君提出的。

　　（一）中国应先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倚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为事实上之默认...；（三）来自外蒙之赤化，为日满支三国之共同威胁...应依日方...之希望，作各种协力...

　　一九三六年八月，广田召集五相会议，确立了新一届内阁的国策基准，提出了“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以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的基本方针。这一国策基准在一定意义上缓和了陆、海军在“北进”与“南进”问题上的争议，采取了“南北并进”的二元化方针。

　　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反苏反共”为掩护，日本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日本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重要一步。

　　中国方面，蒋介石彻底接受了“广田三原则”，集结中央军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最后五分钟打击时，西安事变爆发了。

　　听闻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日本国内出现了难得的沉默。

　　日本人希望什么？日本人希望华容道的关羽将曹操一刀砍了，中国再次陷入军阀混战之中。

　　曹操对关羽是有恩的。

　　可是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始，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只有血腥的杀戮。

　　不料，共产党人选择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始终看不起中国人，称之为卑劣一族。

　　西安事变越来越趋向于和平解决，这大大出乎日本人意料。再难冷静的广田弘毅在枢密院会议报告中说，“倘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将断然排击。”

　　二天后，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

　　那一刻，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客、军人，只有一个想法，用枪炮好好教训一下中国人。

　　军部趁机向广田弘毅提出“庶政一新”方案，其中有一项内容十分关键，即“议会制度改革”，其主要目的是要削弱议会的权力，彻底否定政党政治，并以天皇制的法西斯独裁专制体制取而代之。

　　政党方面对军部横行内阁的现状理所当然地感到强烈的不满，正因此，仅仅运行一年的广田内阁就夭折了。

　　然而，广田弘毅已经为侵略战争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战后广田弘毅是唯一一位以文官身份被判甲级战犯并被处以绞刑的主要原因，一是建立军国体制，另就是广田三原则。

　　广田倒阁后，由军人出身的林铣十郎组阁。

　　九一八事变时，林铣十郎正是驻朝鲜军司令官，在未获得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擅自率驻朝鲜日军越境进入中国东北。事后，林铣十郎不仅没有被追责，反而被称为“越境将军”，由此开创了把无视统制的独断专行推崇为忧国之士壮举的思潮。

　　林铣十郎内阁中只有一名以脱离政党为条件入阁的阁僚，开内阁无政党之先河。

　　进入一九三七年，华北局势突而变得出奇平静。甚至，在东京和南京之间，以往的剑拔弩张也消失不见了。

　　二月初，林铣内阁上台后，立即宣扬不尚武的新政策。

　　三月三日，前日本驻法大使、素有自由主义者美称的佐藤受命出任林铣内阁外相。佐藤上任后立即发表了自我反省式的对华外交演说，声称中日关系：“完全独立国家间之交涉应以平等地位为根据，此乃国际关系通常途径。”

　　此即为“佐藤外交”。

　　在佐藤外交影响下，所有在华日本人，包括军人和侨民，都变得彬彬有礼了。

　　日本商界也配合政客，频频伸出橄榄枝，派团访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

　　四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

　　此外，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不仅史无前例地赠送给第二十九军十几门山炮，还邀请冀察当局高层访问日本，名曰“冀察平津访问团”。

　　然而，时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拒绝前往，河北省省长冯治安，察哈尔省省长刘汝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也拒绝前往。拒绝理由很简单：日本人对你笑，准没好事！

　　冀察平津访问团，名为考察，实则是要给天皇拜寿。

　　在日本看来，选谁合适呢？

　　在日本人看来，一直倡导中日友好和平的天津市市长兼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儒雅周详，而且还具备许多可以合作的“优点”。

　　张自忠养了四房太太。大太太在北京椅子胡同住的房子多达一百多间；二太太住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所豪宅内；三太太住天津市府花园的一所独楼里；四太太住北京府右街灵境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每位太太，单单是服侍他们的女佣都多达十余位。

　　在日本人看来，张自忠生活奢华程度，连蒋介石都不如，因此，张自忠具备当汉奸条件。

　　果真，张自忠担任天津市长后很是配合。

　　除了担任天津市长外，张自忠同时兼任两个公司的董事长：一是日本独资兴中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另是日本惠通公司，这家公司名为中日合办，实为日本出资，中国出地，替日本造飞机场。

　　张自忠替日本人在北平、天津两地共造了六个军用机场。后来，这些军用机场都成为了日军进攻华北的桥头堡。

　　由于宋哲元等人的反对，不得已，“冀察平津访问团”改名为“张自忠访日观光团”。

　　四月二十三日，张自忠一行出发了，张本人为团长、张允荣为副团长，团员有何基沣、黄维纲、徐廷玑、田温其。此外，还有几个灰色分子，包括经常为宋办理日本和两广外交的陈中孚等人，连同张自忠的侄儿、侄女共二十余人组成访问团。

　　中国有句俗语：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这句话用在日本人身上，再贴切不过，而且永远正确。

　　当海面像镜子一般平静，连海鸟都不见时，老水手会吓出一身冷汗，这意味着，一场海啸即将到来。

　　五月，南方已经开始进入夏季，而北方正是春暖花开时节。

　　欧文·拉铁摩尔，美国学者、中国通，他对即将前往日本的《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勃脱兰说道：“这太像一九三一年，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

　　勃脱兰则答道：“日本人对人客气，一种是尊敬你，一种是有求于你。显然，中国不具备被日本人尊敬的条件。”

　　拉铁摩尔担忧地说道：“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勃脱兰点了点头，说道：“只有到了日本，才能知道暴风雨的中心在哪。”

　　与此同时，在陕北，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佐藤外交是大战准备，大战就在我们面前。”

　　当勃脱兰到达大连时，他就听到了林内阁将要倒台的消息。到汉城时，信息被证实了，林内阁将由近卫文麿新内阁代替。

　　近卫文麿是怎样一个人呢？

　　近卫家族是贵族，二百五十年才出了一个嫡子，这个孩子出世八天，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就是近卫文麿。三岁的时候，近卫文麿就被祖母带去拜见皇室。这次经历，在幼小的近卫文麿心中种下了忠君的思想，并伴随他一生。

　　近卫文麿先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学哲学，后来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法学。

　　哲学加法学，这是一个政治家所必须的知识结构。

　　大正八年，即一九一九年，近卫文麿随代表日本的西园寺公望参加巴黎和会。在这次会议上，日本人提出的“人种平等”的提案被美国的“门罗主义”所代替。会后，年轻的近卫文麿很是激愤，认为美国的“门罗主义”代表的是大国势力的横暴。作为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没说什么，回国途中，不惜绕道，突然转道中国，并在上海见了孙文。离开中国之后，在船上，西园寺公望问近卫文麿：“你现在理解美国人的‘门罗主义’了吗？”见近卫似懂非懂，他一脸严肃地说道：“支那就是日本的美洲。美国不希望欧洲人殖民美洲，就像日本不希望西方人干涉支那一样。”

　　这是近卫文麿人生一大转折点，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并宣扬这个道理，那即是：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日本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

　　一九三五年，夏，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回国，此时，蒋介石正在四川讨伐红军，蒋作宾就赶到重庆，和蒋介石一起拟就了一个和平方案，交丁绍仞带到日本。

　　这个方案就四点：

　　1.关于满洲问题暂且不谈（因为支那在现在的时局下还不能考虑这一问题）。

　　2.日支关系以平等为基础，在这一前提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关于满洲的不平等条约除外。并且，防止反日的宣传教育。

　　3.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日支之间进行经济合作。

　　4.根据经济合作具有成果的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缔结军事协定的话，蒋介石可以考虑亲自访问日本）。

　　这个和平方案的关键点就是第一条，丁绍仞带来的口谕是：“等消灭了红军之后再谈。” 丁绍仞用十分自信的口气说道：“相信不会让贵国等太久了！”

　　虽然中央红军还是到达了陕北，但是，蒋介石在忠实地“剿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虽然停止了在陕北的军事行动，但是毫不手软地利用马家军消灭了河西红军。在南方，国民党军对南方游击队进行大规模、惨烈的围剿。

　　但在政治上，蒋介石部分地执行了与中共达成的协议。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抗战”一词，标志着南京政府由安内转向了攘外。

　　也就在佐藤出任日本外相同一天，亲英美派王宠惠接替亲日派张群出掌南京政府外交大权，一些亲日派政府要人也纷纷挂职而去。

　　南京政府对“佐藤外交”的冷落，令日本人气急败坏，自五月始，沐猴而冠的林铣内阁对华“膺惩论”一时甚嚣尘上。

　　五月二十七日，张自忠一行回到了天津。张自忠在日本朝拜天皇之后还游历了三十五天，共花三十多万银圆，这笔钱是用的中国对日本的庚子赔款。回国时，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侄女张廉瑜穿的是日本和服，梳的是日本头，脚下穿的是日本木屐，两人完全日本女人的打扮。为此，记者们误说是张自忠带回来的两个日本小老婆。

　　第二十九军同僚向张自忠打听日本政局情况。张自忠告诉他们：“林铣内阁就要倒阁了，听说要由近卫文麿组阁。”

　　“近卫文麿是强硬派还是温和派？”

　　“贵族！”

　　一听说贵族，听者都舒了一口气。

　　一天之后，五月二十八日，在大选中获得大胜的两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达成一致，共同提出要求林铣十郎内阁辞职的决议案。

　　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来到天皇面前，再次向天皇推荐近卫文麿。“二·二六”事变之后，西园寺公望曾推荐近卫文麿组阁，被近卫拒绝了。天皇担心再次被拒绝，不无忧虑地问道：“你确认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西园寺公望十分肯定地答道：“众望所归。”

　　近卫有高尚的血统，美妙的年华，不矮的身材，曾因拒绝就任首相给人留下没有权力欲的良好印象。

　　六月四日，近卫文麿受命组阁。

　　近卫文麿面对新阁员，毫无掩饰地发表了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个想法掩藏了近二十年：“新内阁负有实行‘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行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资源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要劳动力的自由。”

　　这无疑是一纸夺取殖民地的宣言书。

　　西安事变爆发之时，日本国内报纸也对之进行报道、分析，基本判断错误，只有一位名叫尾崎秀实的报道后来被一一证实是正确的。虽然他的声音有些逆耳，因为正确的东西有时候听起来就是逆耳。对于急需了解中国，获取最准确情报的近卫文麿来说，他的耳朵需要容纳逆耳之声。

　　尾崎秀实成了近卫文麿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

　　近卫首相咨询尾崎秀实第一个问题是：“我就任首相之后，支那方面会有何反应？”

　　尾崎秀实答道：“共产党方面我不敢说，就国民党方面而言，阁下就任首相，是蒋方所乐见的。”

　　近卫文麿听了，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近卫文麿被誉为是富士山，从远处看很平静，但内心熔岩滚动如火。

　　六月，周恩来来到庐山，与蒋介石会谈。

　　蒋介石置中共方面提出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于不顾，提出了意在消灭共产党的同盟会。最后，蒋介石又提出：“可否请毛泽东、朱德二同志出洋考察？”

　　周恩来反问道：“出洋？去哪里？美国，还是苏联？”

　　蒋介石尴尬地一笑，说道：“这个问题，以后再商量。”

　　周恩来失望地离开庐山，前往上海。

　　送走周恩来一行后，宋美龄向蒋介石建言道：“达令，你应考虑中共的意见，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以达到双方礼让，尽快在原则问题上取得大致相同的意见。”

　　蒋介石微笑着答道：“时间在我们一边，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