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五日，光绪帝召见军机章京四卿之一杨锐，发出一道密诏。

　　杨锐，四川绵竹人，曾入张之洞幕府，张之奏折多由其草拟，后晋为内阁侍读。杨锐先后加入“强学会”、“保国会”，然参加保国会聚会时，杨锐却时常假寐，呼噜声响震会堂。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杨锐批评康“多谬妄”。由于十年前侍读这一重身份，光绪帝对杨锐特别信任，于是，危急之下，就给他下了一道密诏：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此时，光绪帝只想找到一个能够避免太后干涉、同时又能够让改革继续下去的方案，并不想得罪太后。很明显这不是一封告急文书，“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一假设，皇帝只是在咨询“良策”，并未要求展开救援行动之类。况且他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老佛爷的圣意。

　　而且密诏虽然表现出皇帝的焦急不安，但在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并未包括康有为，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之中，证明此时皇帝心中，康有为绝非不可或缺的股肱。

　　九月十六日，伊藤拜会总理衙门诸大臣。

　　康有为前往日本大使馆，会见伊藤博文。伊藤不解地问：“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却未见推行变法之实效，何哉？”康有为答：“皇太后掣肘，皇上无权，守旧大臣百般阻挠之故也！”伊藤叹息说：“哦，贵国大臣，收贿易，变法难！”康为有点头：“正是！请贵使觐见皇太后时，剀切陈说，使太后回心转意，锐志变法！”伊藤看着康有为，意味深长地说：“尽力而为。”

　　九月十七日，杨崇伊与荣禄在天津经过密商后，匆匆赶往北京。荣禄以英俄开战为由，催促袁世凯急回天津。

　　杨锐觉察出太后那边风声紧了，犹豫不决，跑来向光绪帝上奏，说密诏还未送出。光绪帝催促，杨锐才将密诏交给林旭。杨、林二人一起去见康有为，可是康有为外出，三人并未见面。

　　这一日，光绪帝急躁不安，试图想缓和一下与太后的紧张关系，于是明发了一道上谕，促康有为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很显然，光绪帝用明诏的形式，划清了自己与康党之间的界线，即光绪帝只是让康有为督办官报局，别的并没有人让他干什么。

　　这道明谕给擅长借皇上抬高自己的康有为来说无疑是一记响亮的巴掌。

　　九月十八日，一大早，林旭急急赶赴南海会馆，此时康有为正抱着新婚不久的娇妾梁氏睡觉呢。原来，康有为虽极力倡导一夫一妻，却以无子为由而娶梁氏为妾。

　　林旭将光绪帝密诏、明诏转给康有为，康有为一看，头轰轰然，脸红脖子粗，斜着眼看了林旭两眼。

　　林旭对康有为说道：“此为密诏，切勿张扬，以误大事。”

　　康有为心想，“孙子才爱张扬！”等林旭走后，康有为断章取义，竟然将密诏、明诏改成了如下内容：

　　假密诏：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假明诏：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