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只好化装成苦力从水路逃往澳门，随后转道香港，却发现被清廷悬赏一千大洋追捕，情况危急。孙文只好向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申请保护，但日本政府又拒绝孙文的避难要求，无奈之下，孙文只得逃往檀香山。临行，庄吉赠孙一千三百美元，以作盘缠。

　　因为这事，两广总督谭钟麟也被弹劾，罪名之一就是谭总督与广东巨蠹刘学询有金钱交易——“广东在籍候选道刘学询行止卑污、性质狡悍、伦纪有乖、士林不齿，自接充闱姓厂商，交通官府倚势凌人。”刘学询赌官的财道就此被堵住了。

　　代写这道弹劾折子的枪手就是不久前就职的工部主事康有为。

　　次年，孙文从檀香山出发去美国，向美国官员声明他是在檀香山出生的， 令美国方面对他另眼相看——此时美国人一门心思就想吞并夏威夷群岛，没有采取一般赴美华人禁止入境的措施。孙文在美国从事了四个月革命股票兜售工作，由东岸到西岸，收效甚微，便前往英国。

　　孙文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一周后在利物浦登陆，游览一番回来后发现行李被误运到伦敦，只好搭火车到了伦敦。到达伦敦后，孙文去拜访康德黎医生。康家距离中国驻英公使馆很近。中国公使馆没有挂牌也没有国旗，第一次路过，孙文并没有察觉。在康德黎帮助下，孙文入住葛兰法学院坊八号。此后，来来往往经过中国公使馆六次，孙文都没有留意。

　　一日，孙文与康氏一家在教堂吃饭。康德黎太太告诉孙文，中国公使馆就在附近，提醒他要小心谨慎。虽如此，孙文还是坦然地从中国公使馆门前走过。后又经过两次，皆无异常。

　　并非孙文胆壮，而是觉得清廷官员中没人会认真办事，更没想到自己名声会这么大。

　　中国公使馆设于里士满楼，位于波特兰大街和威茂斯街的转角处，两面临街，离摄政公园很近。中国驻英国公使是龚照瑗，此时正卧病在床，使馆参赞和实际管理者是英国人马格里，是“常胜军”队长戈登的手下，为清廷服务的老派中国通，二十年如一日，被唐宁街视为真正的清朝公使，并授予其爵士封号。

　　广州事件被告发后，清廷下发海捕文书，全球通缉孙文。甲午战争新败，外事环境突然变得恶劣，清廷驻各国公使忙于折冲樽俎，自然对这小小钦犯不放在心上。

　　然而龚照瑗则不然，他旅英数年，寸功未立，一直被总理衙门来电斥责。如今任期将尽，再无所建树的话，怕是一回国就要被解职归田。所以，当收到清驻美使馆消息，说孙文已从纽约上船，准备来英国的时候，龚照瑗决定在伦敦逮捕孙文。然而，茫茫人海，要找到孙文并不容易，于是，龚照瑗雇佣史雷特私家侦探社寻找孙文。

　　一日，龚照瑗站在窗户边晒晒太阳，见到一位亚洲人，就多看了一眼，发现，竟然就是剪了辫子的孙文。

　　孙文再经过中国公使馆门前时，门内蹿出数人，将其强行拉入公馆内。

　　龚照瑗想要将孙文引渡回国。英国具有优容他国政治流亡者的悠久传统。马格里对于英国的法律和政治了如指掌，因此，认为此事绝不可行。龚照瑗想的第二个法子就是找人蛇，将孙文偷渡回国。马格里又去了趟轮船公司，了解到开往中国的航班最早也要一个月过后才有，而且偷运人犯的价格高达七千英镑。

　　龚照瑗将孙文获捕的消息电报北京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对于孙文是否归案很不热心，而且一再提醒使馆不要触犯英国法律。但龚执拗地劝说朝廷此事可行，并愿意等上一个月，而且对这笔高额偷渡运费也同意支付。

　　不得不说，龚照瑗是很有远见的，可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把孙文当作一回事。广州暴动，当时并没有被定性为反朝廷罪，这就是为何清廷反对引渡、偷渡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龚照瑗扣押孙文已经碰触了英国法律，偷渡更是英国法律所不允。

　　马格里非常谨慎。他首先让家人回苏格兰家乡，独自迁居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内的旅馆。然后，他授意使馆人员邓廷铿威胁孙文，逼其写一份英文陈情书，说自己和去年的广州起义无关，是身家清白的医生而非造反的罪犯，这次进入使馆就是为了声明这一情况，完全自愿。

　　自被拉进使馆之后，孙文就害怕了。

　　孙文被软禁在使馆翻译吴宗濂房间中，利用机会写了纸条，扔出窗外，纸团并未落在街中。再次用信纸包着硬币扔，却意外被公使馆人员捡到。就在孙文绝望之际，使馆管家郝维太太伸出了援助之手。她是馆内所有华洋仆人的领班，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教徒。

　　孙文用熟练的英语、饱含热泪的眼神，以及信奉上帝的虔诚之心，恳请郝维太太救救他，救救上帝子民。

　　郝维太太被上帝感动了！

　　深夜，郝维太太敲开康德黎家门，将孙文的信递给康德黎医生。

　　孙文的信中写了什么，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处境危急，快救我！当晚，康德黎立即就去伦敦警察总部报案，第二天又到外交部备案。

　　囿于使馆拥有治外法权，伦敦警方不愿意冲进去救人。

　　康德黎担心孙文会在使馆内被就地处决，无奈之下，只好请求媒体帮助。康德黎找泰晤士报馆，报馆人员认为消息来源单一，可信度不高，对此事并不感兴趣。正在康德黎彷徨失措的时候，《环球晚报》却主动找上门。采访当天的傍晚，《环球晚报》刊出特号：“一名海外属土公民在大英帝国本土被外国政府绑架。”

　　康德黎谎称孙文生于香港，而香港是大英帝国属土——殖民地。

　　这一新闻震动了伦敦。

　　随后，上千名伦敦市民包围了中国公使馆，各路记者更是轮番上前敲门，要求进入参观。

　　上午十点钟，马格里给龚照瑗带来了英国外交部的最后通牒：如果今天再不放人，警方将冲进使馆实行救援行动。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又经马格里一个小时的劝说，龚照瑗终于屈服了。

　　傍晚四点多，孙文从后门走出了清使馆，恢复了自由和安全。

　　孙文脱险后，当英国政府调查这件绑架案时，孙文被逼迫写的陈情书就起了决定性作用，证明使馆没有对孙文有任何威胁利诱，更没有绑架谋杀的意图。由此，使馆及其工作人员都不需负法律和政治责任。

　　当孙文得体地走出使馆时，英国人惊奇地看到，他有一副令人喜悦的容貌，一双乌黑发亮的双眸，穿着裁剪得体的西服，优雅谦和的举止，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第二天，伦敦观察人士就发出声音，认为孙文完全应该造反，因为那些出色的、受过教育的东方人，从文明地区回到蛮荒的故乡后，全都会那样做。

　　此事后，孙文请康德黎用“Sun Yat-sen”（孙逸仙）的名义写了本英文小册子《伦敦蒙难记》，以彰显自己的机智勇敢和坚韧不屈。

　　这本书并没有在西方世界引起多大的轰动，对西方国家来说，这只能证明大清王朝的腐朽堕落，而这早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对孙文来说，就好比大当家的脸上一块刀疤——“老子也是流过血，拼过命的！”

　　从此之后，孙文的箱子里除了换洗衣服外，还多了一样东西《伦敦蒙难记》小册子。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为康贴上了“维新”标签；孙逸仙的《伦敦蒙难记》，为孙贴上了“革命”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