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恩华营在伤亡过半、阵地完全被日军摧毁后转至笔架山。

　　笔架山，地处岳阳县熊市大屋郭，因三座主峰形似笔架而得名，传说是屈原当年搁笔所用之物。山脉濒临新墙河北岸，西接新墙河冲积平原延伸至洞庭湖平原，而东连幕阜山脉，处于岳阳平原丘陵过渡地带。

　　九月二十二日是史恩华部坚守阵地的第三天，根据作战计划，史恩华只要扼守三天就算完成迟滞敌军为后续战斗部署调整争取时间的任务。师长覃异之在电话中亲自指令:“史营长，你部任务已达成，如无法坚持，不得已时可向东撤。”史恩华斩钉截铁地回答:“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当日黄昏，日军从东边小塘村过来，包围笔架山。史恩华没有准备撤离而是和全营将士与日军拼杀到最后一弹，五百人全部壮烈殉国。

　　当胡春华、史思华两个营官兵全部阵亡后，日军才算扫清了北岸障碍。

　　鉴于日军向长沙进攻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薛岳遂于九月十九日将位于浏阳附近的第七十军和位于修水附近的第七十三军也拨归第十五集团军指挥，以加强湘北的防御。集团军司令关麟征以第七十军部署于汨罗江南岸，增加第二线防御兵力；以第七十三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平江附近。

　　九月二十三日午前，日军第六师团、奈良支队沿新墙河岸发起全线总攻，并以主攻指向新墙镇、荣家湾之间铁道正面。当天午后，荣家湾、新河镇、杨林街三处阵地同时被日军突破。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

　　原来，二十二日晚，天降大雨，洞庭湖湖河水猛涨，湘江连接洞庭湖原本干涸的沟汊水满能行，上村支队抓住这个机会，夜乘摩托艇由岳阳出发，进入洞庭湖，利用夜暗，隐蔽向南航行一百六十华里，于二十三日六时二十分在其正面主力开始总攻的同时，在汨罗江口与湘江、横岭湖交汇处的营田及其附近之新洲、白鱼圻等处强行登陆，与守备该地一个营发生战斗，实施登陆。守军虽然得到第七十军一个团的支援，但兵力、火力都不足。上村支队在舰炮、飞机支援下登陆成功，随即溯汨罗江向东突击，企图切断汨罗江以北中国军队的退路，将第九战区战役布局割裂，实施前后夹击。

　　在鄂南方面，集结在通城、大沙坪地区担任助攻之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为着策应新墙河主力第六、奈良支队之作战，于九月二十一日开始行动。先以一部向通城以东大围地方进行所谓扫荡，同时以主力向麦市、桃树港进攻；得手后，越过幕阜山天险之天岳关，迂回杨森部第二十七集团军在九岭方面阵地之右侧背。二十二日，日军一股竟窜至渣津附近，二十三日续向龙门厂、长寿街一带窜扰，其主力亦于同日窜到南江桥东南地区。杨森部第二十军及临时归其指挥之第十军，在南江桥、龙门厂等地稍事抵抗后，即向平江及其东南献钟、永和市一带山区退却。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之第七十二、七十八两军，战斗力较杨森部之二十军更差，当二十三日敌三十三师团越过幕阜山脉时，即退入九岭山区。修水方面，一时成了真空地带。至二十五日，平江即陷敌手。

　　第九战区鉴于正面主阵地已被突破，由营田登陆之敌又威胁侧后，遂令第十五集团军以一部留于新墙河与汨罗江间占领中间阵地、迟滞日军，主力即刻向汨罗江以南转移，占领第二线阵地。

　　原向汨罗河接防之七十军，在风声鹤唳的情况下，于二十四日在向北前进中，转而南向醴陵方面撤退。如此一来，使得汨罗江两岸于二十四日完全成为真空地带。

　　鉴于湘北中国军队一触即溃，九月二十四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

　　早在南昌失陷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便向蒋介石发出密电，对中国军队今后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国军应巩固作战根源与战略要枢，并掌握主动地位，随时窥破有利时机与有利地形，发挥最大威力消耗击破各战区敌军，逐渐收复要地；经济的使用兵力，非有利地形、有利时机，不轻于决战。

　　此时，白崇禧以及参谋本部多位人员主张长期抗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此时不宜以主力在长沙与敌军硬拼，而应先将敌主力进一步更深入诱入长沙以南地区，再伺机予敌沉重打击，此为甲案。陈诚则主张诱敌至长沙便聚歼日军主力，此为乙案。

　　蒋介石最终采纳并批准了甲案。

　　九月二十五日，军委会正式颁发命令：

　　一，万一长沙不守，薛长官应到萍乡指挥，以便督率留在赣北、鄂南及湘鄂边区山地的游击部队，作有力的游击。

　　二，在浏阳、醴陵各重要地区应布置兵力，阻敌深入；并在长沙附近埋伏一个军，乘敌进入长沙，立足未稳之际逆袭。

　　三，衡阳地位重要，应讲求间接掩护，避开直接防御。

　　白崇禧认为应先将日军主力更深入引诱至长沙以南的醴陵、株洲、衡阳一线，进一步削弱日军的战斗力，再伺机给予日军重击，当可发挥我军的最大威力，以消耗击破日军主力。当天，白崇禧电令第九战区：

　　一，目下守备汨罗、湘阴之部队应以一部极力迟滞敌人前进，主力即向醴陵、株洲方面预定地区转移，准备尔后作战。

　　二，为予长沙附近敌人以有力打击，应以有力兵团于高桥、金井附近占领侧面阵地，乘敌南进之际，与守备长沙之部队互相策应，加以侧击。

　　三，第七十九军之游击地区可指定于麦市、通城、朱公桥、平江一带。

　　四，已令第五军主力推进衡阳，一师推进衡山，准备增援湘北作战。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处长贺执圭向薛岳建议：“诱敌深入战法，不等于完全放弃要点抵抗。长沙是湖南省会，不可不守。”

　　薛岳答说：“目前的情况，新墙阵地既陷敌手，汨罗江南岸防线，由于敌水路方面的威胁，也无法稳定。如在长沙决战，现在关集团主力已受打击，王陵基所部不仅战斗力薄弱，并且还远在幕阜山区，第二十集团军尚缩在平江以东地方，赣西方面之罗集团即使不能及时赶上，只剩下第四军孤军驻守长沙，仍然陷于被动，无补战局。为着争取主动，主宰战场，免再受制于敌，取得最后胜利，应撤到株洲以南醴陵、渌水之线。”

　　在南撤途中，贺执圭再一次向薛岳提出确保长沙的建议：“长官兼长湘政，似应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军远撤渌江，万一敌人窜驻长沙后，一时不再前进，旷日持久，再图恢复不易，岳阳即为前车之鉴，对战局及长官前途似均不利；第二，醴陵亘渌水一线，并无防御设施，万一敌人跟踪前来，我军喘息未定，而且此次一退数百里，各军在退却中伤亡逃散当不在少数，如再失利，势必引起中外哗然。为着争取主动，迫敌适可而止，应右翼依托浏阳大山，左翼紧靠湘江，在战略上形成反八字态势。并在捞刀河以北金井、福临铺之间留置有力之一部，给敌以不意之打击。如此行动，似较比全部撤至渌江之线为妥。”

　　薛岳接受了贺执圭的建议。

　　接到军委会和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指示命令后，薛岳决定选择乙案，即在长沙与日军干一战。

　　薛岳以积极防御长沙姿态调整部署：第七十三军占领金井、福临铺以东地区，对南进之敌形成侧击；第五十二军以一部留置于新市、浯口现阵地，牵制敌军，以主力占领长沙以东阵地，协同第七十三军夹击进至长沙附近之敌；第四军第五十九师预伏于长沙东南地区，新六军十一师配置于岳麓山至乔口地区；第七十七军一部留置于新市附近现阵地牵制敌军，主力转移至株洲附近；第四军主力占领湘潭及其前方据点；第七十九军确保幕阜山根据地；与敌正面接触的部队应极力诱敌至伏击区域，包围敌人于战场而歼灭之。

　　九月二十七日，以上各部队调整部署完毕。

　　九月二十八日，日军第六师团由汨罗江向南突进，上村支队沿粤汉铁路南进，因不断受到守军的阻击和伏击，进展不快。奈良支队由瓮江转向平江，企图策应第三十三师团夹击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及夏楚中第七十九军。

　　当天，日军先头部队窜至长沙附近之永安等地，长沙已隐闻炮声。蒋介石闻讯后，命白崇禧和陈诚星夜入湘，传达最高统帅的旨意，并协助薛岳处理一切。动身之前，陈诚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案，蒋介石批“不守”。

　　白、陈两人向薛岳传达最高统帅的旨意后，薛岳情绪十分激动，坚持说：“长沙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若撤退到衡阳等地，不仅影响民心、士气，对于今后兵源、粮食都会造成一定的困难。”白崇禧坚持持久抗战以保全实力为急务。薛岳愤然说道：“如此，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装了！”

　　陈诚倾向薛岳，说道：“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可能？”

　　薛岳坚称：“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大部均英勇任战。余深信士气甚盛，可以与敌在长沙一战。”

　　于是陈诚一面与白崇禧商量，并令薛岳反攻；同时将薛岳要求坚守长沙的决心及当时情况立即上报给蒋介石，请求批准薛岳因时因地制宜。

　　薛岳又给重庆蒋介石打电话，蒋夫人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慷慨激昂地说：“我就要在长沙打，如果湖南战胜，是国家和委员长之福；如果战败，我就自杀以谢国人！”薛岳这番话，令宋美龄十分感动。

　　当天，日军第六师团一部在金井方面遭守军伏击，陷于激战；其另一部由福临铺突过捞刀河后，受到第三十七军六十师和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的有力阻击，前进不得。

　　冈村宁次乘坐飞机视察前线，看到第六师团长长的队伍正向长沙进军之中。虽然长沙就在眼前，可是从空中看而不是地图上看，这点兵力撒在长沙广袤的郊外，从空中看就像一条长蛇在绿野上游动。冈村宁次认识到第六师团已经是孤军深入。

　　虽然冈村宁次嘴硬，可是内心里绝不愿意再出现另一个万家岭。

　　冈村宁次发动此次会战的真正目的，在于在新墙河、汨罗河之间围歼关麟征第十五集团军。然而，日军在主攻方向上没有集中使用兵力，用于湘北的部队只有不到两个师团，且第十五集团军适时撤退，日军没能达到大量歼灭第十五集团军的战役企图，见进攻部队处处陷入困境、战线延伸、补给困难，已无力再战，冈村宁次遂于二十九日下令撤退。

　　九月三十日，宋美龄给薛岳回电话，说：“伯陵兄，委员长讲过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这里打，这个时候我们难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要呢？你这不是抗命，现在委员长重新下个命令，配合你。”

　　当天，奈良支队虽然进至平江以东与第三十三师团会合，但反受到夏楚中第七十九军、杨汉域第二十军的夹击，有被围之虞。

　　十月一日，进至长沙附近的日军第六师团一部停止攻击，撤回捞刀河以北。第十五集团军发现后，立即命令第五十二、第七十三军转入追击，命令其他部队给撤退之敌以伏击、侧击和截击，以汨罗河南岸为第一步追击目标。

　　第九战区下令：“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态势立即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岳阳、崇阳以南地区捕捉之。”

　　至十月十六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湘北作战结束。

　　赣北方向日军第一零六师团在向修水、三都转进途中受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和侧击，行动困难。其一部于九月二十五日进至甘坊，立即受到第六十、第七十四军的包围，陷入苦战，直到三十日才突出重围，向后撤退；其另一部虽于十月初进至修水、三都，也受到中国军队围攻，处境危殆。冈村宁次急令第三十三师团从长寿街折回修水，接应第一零六师团。十月六日，第一零六师团在第三十三师团接应下，从三都、修水撤退。中国军队随即转入追击。日军且战且退，至十月十三日，退回靖安、奉新，据守不出。赣北作战至此结束，双方恢复原态势。

　　对于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称之“湘赣会战”，中日双方都有许多需要吸取教训的地方。

　　在日军看来，战前一系列的假动作迷惑了防守一方，但是在主攻方向上没有集中使用兵力，用于湘北的部队只有不到两个师团，没能达到大量歼灭国军的战役企图，反而陷入被包围之中，这显示了日军由于兵力有限，只能击溃中国军队，而无法达到歼灭目的。

　　对中国军队而言，正面防守面积过宽，极易被敌人洞穿；战术呆板，单纯的阵地战，在敌我双方武器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利用侧击、尾击等战术。然而，这次湘北战役，除前哨战中确曾发生激烈战斗外，其余各个主阵地和各个大部队，不是闻风遁逃，便是一触即溃。日军撤退之时所谓追击、侧击等等，言追击，则始终与敌相隔一日行程；言侧击，则从未与敌人主力接触。在敌人是全师而退，而我军只不过是送客出门。

　　就在中国军队表现不佳情况下，广大湖南的人民群众积极帮助国军挖战壕、破路，一定程度增加了日军机械化行军的困难。

　　不管怎么样，长沙未丢失，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此乃最大胜利。

　　然而，日军此次会战目的并不在夺取长沙。

　　原来，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日军第十一军就已制订出《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目的是：“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路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

　　粤汉路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即是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

　　摧毁国民政府，尤其是摧毁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抗战企图，这是冈村宁次的最高企图，然而，在冈村宁次看来，摧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

　　冈村宁次发动此战的目的是摧毁国民政府抗战决心，然而弃长沙而不取，必为国民政府宣传为“大捷”，有利于其鼓舞抗战之决心。

　　果真，此战之后，中日双方都给出了战果：中国方面宣称，此次长沙之战，毙伤日军二万余人，击落敌机三架，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余人；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军队遗弃尸体四万四千具，被俘约四千名，我方战死约八百五十名，负伤约两千七百名。

　　按土肥原贤二的说法是，日军的战报有七成水分。

　　为宣传“长沙大捷”，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让人排演了一出名为《新战长沙》的京剧，剧中薛岳一副元帅打扮，竖着“薛”字战旗，两厢龙套打着“精忠报国”；吴逸志则是诸葛孔明打扮，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后来该戏整整上演了一年多。

　　吸取此教训后，冈村宁次以此告诫，今后进攻作战，一旦攻陷要地，即须予以确保。

　　战后，冈村宁次晋见了新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并提交了《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写道：“敌军以游击战、特务战为其抗日战略，将主力保存于后方，并不主动寻求大规模反攻作战。对敌此等长期抗战形势，我军如无相应策略，势必堕其术中。对于摧毁敌抗战意图之道，卑职以为除穷追猛攻之外，别无他途。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二百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板垣征四郎给冈村宁次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对华战略应从军事打击转向政略诱降，为此，大本营希望通过‘梅工作’、‘桐工作’，用以引导汪先生、蒋先生与帝国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冈村宁次听后，十分惊讶地说道：“国民政府拥有二百多万部队，蒋先生岂会甘于合作？即使蒋先生想与帝国合作，共产军岂肯乖乖就范？”

　　板垣征四郎十分神秘地说道：“华北方面，杉山君已经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