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位于长江中游，东接苏、皖，西邻巴蜀，南连湘、粤，北毗豫、晋，平汉、粤汉铁路和长江、汉水交会于此，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它是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二百万，该市被长江及汉水分成三部分：武昌、汉口、汉阳。武昌是政治中心，汉口是商业的集中地，汉阳是工业重镇。粤汉铁路建成后，它是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将南方港口运来的对外援助运往内陆的枢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此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正因此，汉武成为了日军空军的轰炸重点。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日军出动轰炸机十二架、驱逐机二十六架，从南京芜湖各地溯江而上。在江面上空集结，疯狂扑向武汉，企图给抗战指挥中心以严重打击。

　　出发之前，日军飞行员并没有做好牺牲准备，甚至没有一人愿意留下遗书，因为中国空军经过淞沪空战后，已经折损大半。为了避免日军轰炸，中国空军被迫将全部剩余轰炸机撤出日军打击范围之外，日本战斗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到一九三七年秋，日本军方认为已将中国空军完全摧毁。

　　十二时许，长江两岸，云开雾散，青山碧水尽在眼前，正宜空战。十二时四十五分，日军飞临武汉上空，降低高度，正准备投弹时，日军飞行员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不明机群，速度极快，迎面冲来。

　　原来，中国空军驻汉口、孝感的第四驱逐机大队所属三个中队，在大队长李桂丹率领下先后起飞伊-15、伊-16型驱逐机二十九架迎击日机。

　　李桂丹大队长驾驶战机，在空中左冲右突，巧妙与敌周旋，并抓准时机打击敌机，仅其一人就先后击落了三架敌机，神勇无比。后不幸陷入了敌机的火力网，在激战中被敌弹所中，当即血染长空，壮烈殉国。

　　此次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日军飞机十架，击伤二架。大队长李桂丹等五人阵亡，损失飞机五架，伤五架。

　　中国空军驾驶的伊-15、伊-16型驱逐机正是来自苏联军援。

　　就在英法对日采取绥靖政策以怕激怒日本之际，就在美国趁机售卖军火大挣国难财之时，被国民党出卖过的宿敌苏联反而出手援华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国从苏联获得五千万美元贷款用于购买其武器和军事装备。随后，七月和一九三八年六月签订的协议又新增五千万和一亿五千美元。

　　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政府请求苏联直接派遣有经验的飞行员到中国参战。九月中旬，在苏联空军内秘密征召的飞行员被送往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进行挑选。他们的飞机拆解后运到阿拉木图，在那里装配并飞往中国。转场飞行的行程始于阿拉木图，经过莹莹、石河、迪化（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安西、肃州、凉州，最终抵达黄河边的兰州。

　　这条路线正是当初苏联答应援助红军的路线，西路军为此献出了惨痛的代价。

　　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先后到华。第一批共有空、地勤人员二百五十四名，分别组成以基达林斯基领导的轰炸机大队和库尔丘莫夫为首的战斗机大队。途经凉州时，库尔丘莫夫不幸因飞机失事殉职，普罗科菲耶夫接替指挥战斗机大队。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四个大队。

　　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空军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此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在淞沪会战中几乎拼光，急需补充。本来中国空军已向欧美国家订购了三百六十三架飞机，但到一九三八年四月仅得到八十五架，其中还有十三架未装好。在这关键时刻，苏联的大批飞机却源源不断运进中国。截止到一九三八年二月止，苏联出售给中国的飞机为二百三十二架，其中战斗机一百五十六架，轻轰炸机六十二架，重轰炸机六架，教练机八架。

　　中国空军装备的驱逐机大部分是苏联援助的伊尔-15和伊-16。伊-15为双翼驱逐机，转弯半径小，机动灵活，善于缠斗，但航速较慢，慢得追不上日军轰炸机。伊-16是单翼驱逐机，航速达到每小时四百八十公里，超过日军战斗机，但机动性差。两种驱逐机都装有四挺司卡斯高射速机枪，这种机枪每分钟可发射一千八百发子弹。空战时，通常伊-15和伊-16联手迎敌，一般是伊-15在前阻击，与敌机缠斗，伊-16利用高速优势，从高空俯冲，追歼逃敌。

　　就在武汉空战五天之后，即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是苏联红军节，为了回敬日军，决定轰炸台湾岛上的日本海军松山机场。松山机场是日军的重要航空基地，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以来，日本海军航空队曾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国大陆进行狂轰滥炸。此外，这里还是日本至南洋一条重要航线的枢纽，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出击任务由苏联志愿航空队指挥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负责。他决定组成两个轰炸机编队执行该项任务:一队为驻在南昌的十二架轰炸机，由中苏混合编队;另一队为驻在汉口的二十八架轰炸机，均由苏联飞行员驾驶。

　　二十三日凌晨，出击台湾的轰炸机群迎着凛冽的寒风从南昌和汉口秘密起飞了。不幸的是，南昌编队起飞后不久，因领航员计算错误，偏离预定航向，最后被迫在福州机场降落，加油后无功而返。汉口编队在波雷宁大尉指挥下，采用节省燃料的五千五百米高空直线飞行。此时飞机上没有供氧设备，苏联飞行员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高空缺氧的生理反应。到达台湾海峡后，机群降至二千米高度，飞行员才得以呼吸到充足的氧气。逼近台北时，机群又拉到四千米高空。为了迷惑敌人，编队先向台湾北部飞行，然后突然调头南下，直指松山机场。日军做梦也想不到远在台湾的松山机场会遭到空袭，因而毫无戒备。

　　此刻，机场上飞机整齐地排列着，机库旁堆放着一堆堆尚未启封的包装箱，停着油罐车，既无战斗机升空拦截，也无高射炮火拦阻。畅通无阻的轰炸机群转眼就飞临松山机场上空，波雷宁大尉首先进入轰炸航路，将飞机所载炸弹全部投了下去。接着，其余飞机也依次进入，对机场上的目标倾泻着炸弹。霎时间，松山机场浓烟滚滚，爆炸声四起。机群投下的二百八十枚炸弹，大多数直接命中目标。

　　此次偷袭，击毁日机四十架，烧毁了可供该基地三年使用的航空汽油。

　　四月二十九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为向天皇祝寿，日军出动轰炸机、驱逐机共三十九架偷袭武汉。中国空军对此预有防备，集中战斗机六十七架，以伊-15型驱逐机编队钳制日驱逐机，伊-16型驱逐机集中打击日轰炸机，经激烈奋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二十一架，被日机击落十二架，牺牲飞行员五人。其中陈怀民击落一架日机后，在被敌包围，飞机多处受伤情况下，仍向敌机猛冲过去，与敌同归于尽。

　　陈怀民撞毁的敌机，是日军引以为豪的红武士高桥宪一的战机。在日本，只有作战中特别彪悍的士兵才会被称为“红武士”。随后，在高桥宪一的衣服里，人们发现了他的妻子美惠子情真意切盼夫归的家书。见信后，陈怀民妹妹陈难深感战争给两国百姓带来的苦痛，动笔给美惠子写下了一封长信：“我失去胞兄的心境，使我设身处地想到你失去高桥先生的心境，想到中日人民竟如此凄惨地牺牲于贵国军阀的错误政策之下，因此我不能不告诉你这个真实！你也许能够从悲痛的遭遇中，想到人类的命运吧...”

　　陈难的信公开发表后，媒体用多国语言向世界广播。

　　由于日本政府对信息的封锁，美惠子当时并没看到这封来自异国的信。原来，美惠子和高桥新婚后不久，高桥就随军出战。此后，美惠子改嫁、搬家，半个世纪后，才看到这封跨越时空的信。

　　五月十九日夜十一时，武汉中国空军基地，与往日有些不同，只见灯火通明、人影闪动，一队飞机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这是一支肩负特殊使命的中国空军队伍，由大队长徐焕绅带领，其他人员包括副队长佟彦博，队员蒋绍禹、苏光华、安锡九、梅元白等。他们出征的目标既不是地面与中国军队激战的日军陆军，也非停泊于长江江面上的日军舰艇，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遥远的日本本土，长崎、佐世保地域。

　　由于业已做好了精心计划准备，机队起飞后，一路保持无线电静默，并顺利飞越国土和海面。进入日本本土后，上空云量渐渐增多，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盲飞。

　　二十日凌晨二时许，机队悄然抵达目的地上空，并投下了炸弹。

　　当日本人突然听到空中传来飞机轰鸣声，顿时乱作一团，警报声大作，临时实施灯火管制措施。

　　这一夜，日本人一夜未眠，他们终于体验了原来战争离他们那么近。当天终于亮了，长崎民众没有见到满目疮痍的废墟，只看到一地传单：

　　日本国民诸君：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对人民这样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些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全领土上作着怎么的罪恶。...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弹矣！尔其戒之。...告诫倭国军阀，使知吾中国空军之威力，随时可以粉碎三岛。盖吾人不欲如敌军之卑劣无耻，向无辜市民狂轰滥炸，特以传单晓谕敌军，迅速悔悟，以免玉石俱焚。倘再执迷不悟，则中国空军之炸弹，迟早须在倭国爆发之决心也。

　　这些传单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只是增加了长崎环卫工人工作量而已。对日本人民来说，良知和同理心，在法西斯专政下，遥如星辰。

　　不过数年之后，美国人替中国，不，美国替人类良知和正义，教训了一下冥顽不化、狂妄自大的日本人。

　　美国人投下的不是苦口婆心的“宣传单”，而是燃烧弹、原子弹。美国人认为，感化是上帝的事，而美军要做的就是把日本人送去见上帝。

　　为报复“四·二九”的空战惨败，日军又于五月三十一日出动三十六架战斗机、十六架轰炸机进袭武汉。中国空军掌握情况后，即升空隐蔽伺机作战。当日机进入武汉地区时，中国空军采用合围攻击的方法，对敌进行猛烈攻击，日机只得且战且退落荒而逃，三十分钟的战斗，日军又损失了十四架飞机。

　　中日两国空军就这样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