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第一战区此时仍拥有近三十个师的数十万军队，而且大多为中央嫡系的所谓主力部队，然而溃师如蚁，却抵挡不了日军二个师团的西进。绝望中的蒋介石看了看了桌上两份电文：

　　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以东中牟...倘即施以决口工作...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至少可使其行动困难，全局情势必将改观，而于我有利。（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五月二十一日致电军令部次长熊斌）

　　窃查黄河现届桃汛，考城以西尤以兰封曲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亦且足以摧毁其战力...（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间，蒋介石的德国首席顾问法肯豪森就曾将黄河决堤以阻止日军西行作为备案。

　　陈果夫、陈诚、冯玉祥、程潜、白崇禧、卫立煌等也都曾口头建议或暗示类似想法。谁都清楚，这种御敌之法属于自残自戕。

　　“得中原者得天下”，而中原就是指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不决堤，豫东将不可避免落入敌手，以此为跳板，豫中、豫南也将相继陷落，战时首都武汉危如累卵；决堤，黄河泛滥，中原大地顿成泽国，浩荡洪水将吞没千百万国人生命财产，殃民之灾无可避免。

　　谁都不愿留下历史骂名，包括蒋介石本人，但是蒋介石还可依靠谁？

　　湖面结着厚厚的冰，踩在冰面上就如踩在光洁的玻璃上，冰面下是寒冷幽深的湖水。走到湖中央，突然听到咔嚓一声，低头一看，发现落脚之处出现了裂痕，裂痕从原点向四周迅速扩散，发出一道又一道“咔嚓”声。

　　国军的一次次败退就如那冰面上一道道裂痕。而此时，站在冰面上之人是蒋介石，他彻底绝望了，举目四望，四周空无一人。

　　六月一日，最高国防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与会官员等了数个小时，才见蒋介石前来。

　　蒋介石面无表色地走进会议室，与会人员一齐站立，蒋介石没有让大家立即坐下，而是说道：“让诸位久等了。我不知道诸位等待的滋味是什么感受？我是尝过了！我一次次等待，焦躁地等待，等得茶饭不思，等得彻夜难眠，但是，我始终等不到我想要的结果。作为领袖，我必须为一切结果负责，不管这个结果是坏的，还是更坏的。今天的会议，不要记录，不要外传，可以畅所欲言。诸位请坐吧。”

　　大家都坐下了，然而蒋介石依然站着，他背过身，凝视着总理遗像，过了许久，才转过身。与会人员看到，蒋介石满眼含泪，嘴唇颤抖。

　　“我是不哭的，即使我母亲去世，我也没有哭。可是，我今天想哭，像孩子一样想号啕大哭。总理在世时，常说一句话，‘世事维艰’，现在我是深有同感的。我目前面对的处境，我们国家所处的处境，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如履薄冰，稍不慎就将陷入万劫不复。面对总理，就像面对着自己的父亲一样，我在问，‘我该怎么办？’”蒋介石面对着大家，大声问道：“我该怎么办？你们告诉我！”

　　所有高级将领都笔直地挺着腰，委员长的话就像刀一样刺着他们的脊梁骨。

　　“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作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我必须接受豫东战役失败的结局，虽然我很失望，但我不能绝望，不能停止不进，我必须准备武汉会战，必须为武汉会战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蒋介石以无比坚毅的表情看着与会将领，从每个人脸上一一看去，停在负责武汉防务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脸上，问道：“陈总司令，如果集中全国可用船只车辆，实现武汉撤退需要多长时间？”

　　陈诚站起，满脸都是汗，答道：“至少十二个月。”

　　蒋介石又转向参谋长何应钦，问道：“何参谋总长，北方之敌最快多久可逼近武汉？”

　　何应钦答道：“晋南、豫北已失，由于有平汉铁路之便，如郑州一失，中原已无险可守，估计不超过三个月。”

　　蒋介石再问：“那么苏皖之敌呢？”

　　何应钦答：“日华中派遣军若沿淮河两岸西进，此为平原地带，只需一个月即可攻到信阳。若日军突破武胜关，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蒋介石又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又将如何？”

　　何应钦答：“无法预料。”

　　会场陷入一片寂静。

　　长时间的沉默，所有与会者似乎都指向一个解决方案，且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决堤阻日。

　　蒋介石最后看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见他一脸从容的表情，蒋介石不想再问了，他双唇在颤抖，他不想说出那句话，可是，必须由他说。就在他转身离开会场那一刻，用悲壮低沉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执行吧！”

　　这是一个民族最自卑的一句话，这是让所有在场将军低头汗颜的一句话。

　　决堤的任务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组织实施，因为郑州是第一战区的防区。

　　六月一日，程潜在郑州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约谈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陈慰儒，向他传达了“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挡日寇”的命令。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陈慰儒，深谙洪水放出后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委婉地试图拦阻决堤行动。陈慰儒说：“按照河工经验，五月（农历）晒河底。现在正是枯水季节。就是决开黄河大堤，水流很小，也阻挡不了敌人。但是汛期来了后，堵口很难，豫苏皖三省洪灾无穷。现在决堤很不合算。”

　　程潜听了，似乎有所触动。

　　程潜向蒋介石解释时，蒋介石极为不耐烦地说道：“此事已经做了决定，不必再更改了。”程潜为难地说道：“就怕起不到阻敌的作用。”蒋介石答道：“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决了口，就不敢前进，水小也要决，马上派河兵动手。”

　　次日，程潜又找来陈慰儒，对他说道：“决堤，你去执行吧。”

　　陈慰儒最后争取了一下：“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决堤的后果，他们不会答应动手决堤的。”

　　程潜随即下令：“那么我派军队去决，你们去指导。”

　　程潜、陈慰儒、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晏勋甫、修防处总务处长朱镛、第一战区工兵科长王果夫等一起商讨后决口选择赵口。之所以选择赵口，一是这里在一八四三年曾经溃堤，形成了黄河旧路。决堤后，河水将沿旧路，经过河南和安徽各县流入淮河。这条线路以东正是日军主要集结驻扎地区，可在一定程度上水淹七军。二是河水出堤，主要进入天然的河道，能够减轻百姓的损失。三是，黄河堤防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这一带就在“豆腐腰”上，经常决口，每年都要整修堤防，很多地方的大堤有两三层之多，而赵口这里只有一层，决口相对容易。

　　接下来选谁决堤？

　　这种脏活最终落在东北军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身上。

　　军长万福麟接到这个任务后，破口大骂，知道将落下千古骂名，六月三日，仅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去挖掘，以镐头、铁锹人力挖掘，并辅以炸药。由于偷工取巧，直到六日黄河水还没有放出。

　　此时武汉，人心惶惶，催问决堤的电话，一日数问。

　　这个时候，一个贵州军阀发现建功机会来了，主动来抢工。此人名叫蒋在珍，曾任滇军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师长，镇压农民起义时,令部下割取人耳领赏；一九三二年冬，二十五军内讧,蒋在珍与王家烈火并遵义,蒋张贴布告说:“野战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放火。”经商会出面斡旋,蒋勒索城中百姓十万银元后撤离遵义城。一九三五年，蒋在珍阻击红军有功，被任命为新八师师长。一九三八年二月，土肥原师团进军新乡，欲渡黄河之时，蒋在珍奉命将平汉路黄河铁桥炸毁。

　　蒋在珍一听黄河决堤是蒋委员长下的令，就觉得此事不能便宜外人。

　　六月六日，负责第五十三军西侧防御的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带着参谋熊先煜来到赵口决堤现场查看情况。蒋在珍很快认定，“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当晚十时，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的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当夜二十四时率同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天亮后，一行人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决定在关帝庙以西约三百米处决堤。这里水道曲折，压力比直线处更大，容易被水流冲垮。河水涌出后，行进路线和效果将和赵口一样。

　　新八师全体上阵，蒋在珍亲临督工，富有创造性地命令所部在大堤顶部先挖掘五十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十米左右的宽度。决堤士兵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而且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九日上午六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九时，决口工程竣工，开始放水。起初水势平稳，因为水流的冲刷作用，一个小时后，决口便已经扩展至十余米。

　　就当花园口决堤时，东北军还在赵口磨洋工。

　　六月九日夜，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截至晚八时，决口处被水冲开已达四十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六月十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下竟日。黄河河水陡涨，水势愈加猛烈。决口在激流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宽，水流也越来越凶猛。

　　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洪水汇合一起，如脱缰野马，奔泻而下的黄河水，卷起滔天巨浪，历时四天四夜，由西向东奔泻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黄水淹没了中牟、 尉氏、扶沟、西华、淮阳等地，又经颍河、西淝河，注入蚌埠上游的淮河，淹没了淮河的堤岸 ，冲断了蚌埠附近的淮河铁路大桥。蚌埠向北经曹老集至宿县，也都成了一片汪洋。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四百余公里，流经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给这一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民宅被冲毁一百四十万余家，淹没耕地八百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一千一百余万亩，倾家荡产者达四百八十万人。八十九余万老百姓猝不及防，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了此后连年灾害的黄泛区，受灾人口高达一千二百万人。

　　是谁逼得蒋介石下此决心？

　　在蒋介石看来，是作战不力的将领。于是黄河决堤后，豫东作战不力的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第八军军长黄杰被撤职查办，而抗命不遵的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被正军法。

　　国民政府将决堤的罪行推诿给日本人。六月十一日，国民党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

　　敌军于九日中牟附近猛攻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坝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

　　就在中国百姓受灾同时，日军约四个师团陷于黄泛区,南京大屠杀元凶、占领尉氏、扶沟的日军第十六师团首当其冲，无路可逃的日军官兵爬上老百姓屋顶,可那些泥糊的民房根本经不住洪水的浸泡冲刷,房屋垮塌,日军纷纷落水,淹死上万人。没被淹死的，也被饿死渴死，日军总损失达两个师团之多。日军大本营原定的以淮河水运为后勤补给线、日军主力由陇海路、平汉路进攻汉口的作战计划遂告破产。

　　破堤而出的黄河水不仅淹没了中原战场,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一场地震。东京紧急举行的御前会议，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悲痛气氛所笼罩，身穿制服的将领个个如丧考妣,全体内阁成员向脸色铁青的裕仁天皇叩头谢罪。

　　闻此噩耗，身在陕北的毛泽东久久说不出话来，他头上的皱纹比沙漠戈壁还嶙峋突兀，他的双唇比黄土高原还干裂。

　　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横空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