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日，鉴于外交路线直接谈判无效，南京政府邀请英国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但为日方所拒绝，中日关系向恶化的方向急剧发展。

　　此时，除驻屯军河边旅团已集结丰台、通州外，铃木旅团于十四日集结于顺义高丽营，酒井旅团也于十六日秘密抵达密云，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态势。从朝鲜来的第二十师团也进入东北，正乘着火车入关。

　　早前，蒋介石邀集全国各界人士一百五十八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十五日办理报到，十六日、十七日举行共同谈话，由蒋介石、汪精卫共同主持。

　　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虽然共产党方面周恩来、林伯渠、博古三人也应邀上了庐山，但因为时机敏感——日方一再强调以反共为谈判条件，因此周恩来等人是不露面，是秘密的。

　　周恩来将由他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的态度却十分冷淡。

　　此时，蒋介石从东京得到一个意外消息，日本陆军省想换掉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改由寺内寿一大将来担任司令官。

　　这个消息是好是坏，无从判断，但是从军衔来说，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级别在上升。

　　十六日晚，蒋介石召见其文胆，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嘱其代为撰拟一篇“告民众书”，并口授大意，由宋美龄共同记录。所谓“告民众书”，按蒋氏意旨，实为“对日宣言”，蒋在日记中记道：

　　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之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其次卢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倭仍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换言之，蒋介石即将要发表的这篇“告民众书”，实际好比小偷来家，主人咳嗽两声以吓走梁上君子。

　　当晚十一时，蒋介石于庐山又密电宋哲元和秦德纯，云：

　　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方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卢沟桥区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时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方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日方所欲者，若仅止于所传数点，则其大动干戈可为毫无意识。推其用意，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到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领”。观于日外次崛内告我杨代办“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一语，并足证明，此基础之外另有文章也。务希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正愿独负其责也。

　　陈布雷受命后，对于如何措辞颇费思量，至十七日凌晨二时三十分仅成二段，深感心力交瘁，不能再续，即就床睡，终不成眠。一早，陈氏即函呈蒋氏，说明“告民众书”无法完稿，蒋遂命正在庐山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代拟。

　　就在蒋介石欲借“卢案告民众书”而欲对日本国内施加影响时，十七日中午十一时，东京日军参谋部正式通报了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特别说明：“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限制在华北。然由于情况变化，可能转化为对华全面战争。”决定在二十日之前，动员国内三个师团出兵中国华北。

　　参谋长载仁亲王向裕仁天皇汇报此事时，以波澜不惊的语气说道：“两个月内消灭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三至四个月内全面战争消灭中国的国家政权。”

　　裕仁天皇听了此话，保持着他一贯作风，缄默。

　　蒋介石令晋军商震所部四个团赴石门（石家庄）集中待命，令原西北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统归宋哲元指挥。正在保定的参谋次长熊斌除派杨宣诚处长赴天津，又派高参方贤等先后赴津与宋哲元联系，并敦促宋到保定指挥。

　　与此同时，何应钦致电第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张樾亭，告知日军在国内已动员及出动之部队已有五个师团之众。

　　十八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已经抵津，并占领北宁线所有车站。

　　日本东京，首相近卫文麿召开五相会议，身为陆相的杉山元力主增兵华北。由于考虑到战争准备不十分充分，外相、藏相皆主张不扩张。陆相杉山元叫嚣道：“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再者，华北事件，一个月内既能解决，何须准备充分！”

　　蒋介石上午在海会寺主持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演讲“建国运动”，中午聚餐训话结束后，即返回牯岭，约集汪精卫、张群、熊式辉及陈布雷等就程沧波代拟的“告民众书”之内容进行研商。是时，南京来长途电话报告与日方交涉情形，消息极恶劣。至当晚十时，蒋介石命陈布雷再补充修改，即将完稿时，张群请见蒋介石，希望暂缓发表该份文稿，蒋颇不以为然，经商议后，同意延迟一天发表。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思考改变文稿发表的方式，由具有强烈宣示意义，以及正式官方文书性质的“文告”，改为同样具宣示意义以及官方文书性质，但敏感度较低的“演讲词”，嘱陈布雷将书告式的文稿改为庐山谈话会的讲词形式。

　　这一天下午一时，宋哲元终于得到了香月清司的接见，不是在驻屯军司令部，而是在一所友人私宅，显得相互平等些。

　　宋哲元是带着诚意来的，他希望自己真诚的道歉能将危机化于无形。

　　一番礼节之后，宋哲元恭顺地说道：“此次事件的发生诚属遗憾。鄙人历来热望东方之和平，尤致力于中日间的亲善。因与前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交往甚笃，请阁下亦格外惠赠和睦之交，诸事多加指导。”

　　香月清司说道：“本人对贵军长为此事件所表示的遗憾给予谅解。此次事件的发生诚属遗憾，实乃贵军第三十七师反日所致，贵军要对此事件负完全责任。究其缘由，乃是贵军受共产党、蓝衣社蛊惑所致，因此，取缔共产党、蓝衣社——”

　　宋哲元赶紧说道：“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可另作协定，由我方张自忠师长与贵方商榷。”

　　香月清司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要从根本上消除构成再次发生不幸事件的因素，则必须取消国民党，共同防共。”

　　宋哲元为难地说道：“此时若脱离国民政府，恐无益于事件解决，反而激化中日矛盾、冲突。”

　　香月清司意味深长地说道：“时间不多了。”

　　当日晚，宋哲元派张自忠与日方参谋长桥本群商讨细目。深夜十一时，张自忠和桥本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的秘密条款。其内容是：

　　（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又，撤去在北平城内的三十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制定了这个细目之后，桥本群又提出了细目之细目：一，张自忠为河北省主席；二，秦德纯免职；三，组织自治政府；四，共同防共；五，华北矿业中日合办。

　　张自忠脸色一变，沉默不语。

　　桥本群更进一步说道：“如果贵方同意，仍以宋为华北政府首领！”

　　张自忠没有表态，作为军人的他早就知道日军一举一动，此时，日军就连最后一条底裤都脱下了，日军要的，就是将整个华北变为第二个东北。

　　张自忠连夜向宋哲元汇报了此额外要求。

　　宋哲元听了此话，以一贯的口气，说道：“二十九军绝对遵奉中央命令枪口不对内，冀察领土主权不能任人侵犯！”说完这话，宋哲元一惊，忙问道：“日军真要动手？”

　　经过一路思考，张自忠冷静了许多，说道：“天津非久留之地，北平亦非久留之地，赶紧按协定将三十七师调离北平。”

　　宋哲元知道张自忠为人，也深知他遇事冷静，此时见他如此冷峻，不由也紧张起来，问道：“那你的三十八师呢？”

　　张自忠无比沉静地说道：“我一定带出！”

　　张自忠原本想说完整带出的，可是，他没有信心了，因为，日方在第二十九军到底做了多少动作，无人得知。

　　十九日晨七时三十分，宋哲元留张自忠在天津，率其他军政首脑乘日军替其准备的专车离津回北平。当宋哲元坐上专列时，见站台上走来走去的日军宪兵，右眼皮一直在跳。当火车终于开动时，宋哲元轻轻舒了一口气。日本人放置的炸弹于宋列车过后五分钟才炸，宋并未炸伤。日本人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像是“开枪为他送行”，令宋哲元的眼皮又开始跳动起来。

　　上午，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喜多诚一自上海抵达南京，旋即赴军政部，谒见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交换关于事变解决之意见。

　　谈话开始，喜多诚一表示：“卢沟桥事件发生后，贵国各方面均采取挑战态度，利用喜多谈话激励二十九军抵抗，并说有预定计划。又据我方在欧美、苏联所得情报，贵国有与我国一战的决心，贵国空军已奉命全部动员，陆军已陆续北上，有一部已进至保定，此与二十四年规定事项违反；二十九军方面本有解决意思，但贵方政府有声明，未得中央许可之事，中央不承认，在此种情势之下，两国时局已到达最后阶段。”

　　何应钦回答：“中央方面对于卢沟桥事件，亦希望和平解决，并无扩大之意。”

　　喜多诚一继以中央军进入河北，违背一九三五年所谓“何梅协定”一事，与何氏进行争辩，称：“此乃千钧一发之时，并不是议论时候，请用冷静态度加以考虑，如中国方面不将新进入河北之军队撤退，则局势必急变，必致引起中、日军全面之冲突，以后局势则必扩大，此乃最后友谊的进言，并非威胁恫吓。”

　　何应钦答：“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愿，并无挑战之意，日本新增加之军队如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将新增加之军队撤还。”

　　喜多诚一要求道：“时机紧迫，对于此时局，须立即收拾，希望中国一面撤退进入河北军队，一面停止航空武力之动员准备。”

　　何应钦则明确宣告：“事态之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

　　最后，喜多诚一表示：“我国对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意，如贵方抱有待我军撤退中国始撤退之意，则局势必恶化，如贵国空军活动，则必引起空中战无疑，将来无法收拾，希望贵国审慎注意。”喜多诚一态度十分强硬、傲慢，且语带威胁，似无转圜空间。

　　喜多诚一随后亦与参谋总长程潜会面，谈话内容与何应钦相同。

　　蒋介石于下午接获南京方面关于何应钦与喜多诚一谈话之报告，同时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报告是日下午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驻华大使馆，会晤参事官日高信六郎，面致备忘录，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

　　这个时候，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一个最新情报，原来在同一天，日本军部对英国驻日使节宣称：“日本国的立场是坚定的，所有海外远征的军事准备已经完毕，即使演成第二次中日战争也在所不惜。”英国人在向中方泄露这个消息时，附加了一句：“日本人看来不是呈口舌之快，而是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即在眼前。”

　　蒋介石认为已是宣示政府立场的时机，决定不再有所顾虑，指示陈布雷将已修改为庐山谈话会讲词形式的文稿，立即交有关单位对外发布。

　　于是，这份名为七月十七日的演讲稿，通过中央社发布了。这篇被后世称为“最后关头”的演讲词就如此面世了。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国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

　　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

　　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三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三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其他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绝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这份文告，不是慷慨激昂，而是处处透露无奈，显示的是一个弱国在侵略者面前不得不奋起反抗的悲壮情怀。

　　即使是蒋介石本人，也无宣战之意，而更多的是咳嗽吓走小偷的心态。蒋介石当日在他日记记录道：

　　本日心苦而身乐，闻喜多对敬之谈话与高宗武之报告后，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济耳。

　　七月二十日，各报刊出中央社十九日发自牯岭的专电，谓“蒋委员长十七日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谈话时对卢沟桥事件有所报告”，公布其演讲词全文。

　　蒋介石“最后关头”的庐山讲话公开发表，举国震动。然而，全国人民听了蒋介石这份声明，不是热血沸腾，而是悲壮，一种弱国国民的悲壮情怀瞬间袭上心头。

　　在陕北的毛泽东看了此布告书后，对同志们说道：“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我们要对此表示欢迎！”

　　在日本东京，蒋介石最后关头的演讲词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甚至被日本政客讥笑为“猫叫声”。然而，石原莞尔认真读完后，惊讶地意识到，即使蒋介石本人不想掀翻桌子，中国人民也要掀翻桌子了！

　　蒋介石内心确实惴惴不安。谈话见报当天，蒋即在日记中颇为紧张地猜测：“余宣布应战谈话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今明两日之态度如何。”

　　中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普通平民百姓，都知道一个道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蒋介石离开庐山，启程前往南京，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正等着他指挥。